砚边寄情，古韵新声——杨传连篆书吴昌硕自题联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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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边寄情，古韵新声

——杨传连篆书吴昌硕自题联评析

王履云

楹联书法，贵在文辞意境与笔墨语言的深度融合。杨传连先生所书清代吴昌硕自题联“砚如煮食味薇蕨，琴可移情听羽商”，以篆书为之，恰如其分地诠释了文人雅士以砚为田、以琴为伴的精神追求。此作已珍藏，吾试从取法渊源、笔墨特征、文心相契三个维度，对这件作品进行专业评析。

一、取径清贤，渊源有自

先生的篆书创作，深植于清代篆书复兴的沃土之中。其用功于秦汉碑碣与清人篆书，尤对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大家多有研习，入古已深，气息雅正。清人篆书，尤其是邓石如开创的“清篆”一派，打破了宋元以来篆书创作萎靡不振的局面，以笔墨写篆而非描摹刻石，赋予篆书以鲜活的生命力。杨传连先生深得此中三昧，其篆书线条沉劲有力，结体端严而不失灵动。

此联篆书，胎息于“清篆”正脉，尤其受到吴让之“秀雅灵动”风格的影响。吴让之篆法以用笔舒展流美而内蕴刚劲著称，结体圆转婉通而骨气清健。先生深窥其堂奥，复能自运机杼，将清篆的秀逸与汉碑的古厚融为一体，形成了既具庙堂之气、又含书卷之韵的独特风貌。这种取径清贤而不泥于古人的创作态度，正是其书法艺术得以不断精进的根本所在。

二、笔墨内美，清刚为骨

“砚如煮食味薇蕨，琴可移情听羽商”一联，在笔墨表现上充分体现了先生“方正清刚”的审美追求。其篆书用笔，以中锋为主，起笔藏锋含蓄，如老衲入定，气息深稳；行笔中段扎实，似劲弩筋发，力透纸背；收束处自然提起，绝无抖颤描画之习。这种“棉里裹针”的质感，正是清贤篆法追求的境界——外示冲和，内含筋骨。

在用笔的细节处理上，杨传连先生尤见功力。其线条圆润而不失筋骨，挺拔而不涉僵硬，横画平直有力，竖画圆劲饱满，转折处方圆兼施，自然流畅。这种用笔特征，与其长期临习《张迁碑》《礼器碑》有着密切关联。《张迁碑》方整劲挺、棱角分明的特点，被他巧妙地融入篆书创作之中，使原本以圆转为主的篆书增添了方折的刚健之气。

结体方面，先生此联篆书以纵取势，字形修长亭亭，重心略上提，若寒梅立雪，风姿独绝。“砚”“煮”“味”“琴”“移”“情”诸字，结构匀称而生机内蕴，布白疏密得宜；笔画繁者不见拥挤，简者如“如”“商”等字，虽盘曲数转而气韵饱满，毫无松懈之感。这种“以纵取势”的结字方式，既继承了清篆修长的体势特征，又融入了他对汉隶方扁结构的理解，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趣味。

更为可贵者，先生深谙“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的书法通变之理。其篆书创作，往往融隶法于其中，笔画方圆兼具，沉实雄厚，有意弱化轻重粗细的对比，追求平直、遒逸、拙朴、古厚的审美意趣。这种“以隶补篆”的创作手法，使其篆书既保持了古文字的典雅庄重，又增添了笔墨书写的灵动自然。

三、文墨相契，意境交融

楹联书法创作，最难之处不在笔墨精工，而在文辞意境与书法语言的深度契合。吴昌硕此联，上联言砚：“砚如煮食味薇蕨”，以砚田耕耘比作隐士采食薇蕨，表达了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文人操守；下联言琴：“琴可移情听羽商”，借古琴弹奏抒发情感、陶冶性情，体现了音乐与心灵的共鸣。杨传连先生以篆书书写此联，正是文体与书体关系的深刻体现。

从审美调性来看，篆书之古雅高华，与联语中“砚田”“琴韵”的清雅意象天然同调。若易以雄强之北碑，则失其清远；若代以狂放之草书，则损其静气。先生选择篆书作为此联的表现形式，其审美判断之精准，由此可见一斑。在具体的笔墨处理上，他更是力求与文辞意境相契合：书写“砚”“煮”“味”等字时，用笔干净利落、不激不厉，恰好映现“煮食薇蕨”的简朴清雅；书写“琴”“移”“听”等字时，线条流转富于韵律感，仿佛笔锋在纸面上奏响一曲无声的乐章。

这种文墨相契的创作境界，与先生深厚的文学修养密不可分。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饱读诗书，雅爱诗词，曾担任六安市诗词学会会长，诗文多有佳作。其自作诗《元日抒怀》云：“墨浪诗情又一年，欣将来日托前贤。清声且把辞章颂，高致常随法帖牵。”这正是他以诗书涵养笔墨、以学问滋养艺术的真实写照。深厚的文学积淀，使他能够深刻理解联语的文化内涵，进而以最恰当的笔墨语言加以呈现。

先生的书法创作，以艺修身，字如其人。是其人格修养与精神追求的集中体现。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提出：“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这一论断在先生的艺术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在当下书坛，不乏为求“个性”而解构传统、为标“创新”而故弄玄虚的现象，其结果是气格羸弱、精神贫乏。先生的书法创作，始终保持着对传统的敬畏与虔诚，不为时风所动，不随流俗所转。他以皓首之诚忠实临摹，切实学厚技法，辅之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历练，夯实书艺之内涵。这种从艺态度，在浮躁之风盛行的当下，尤为难能可贵。

(王履云  合肥市书画收藏家   扵农历二月十九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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