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客户端 官方微信 广告联系:18175067111

扫码下载客户端

打开微信扫一扫

楼主: 1472932529

老红军吕海峰

[复制链接]
     
 楼主| 发表于 2017-4-9 17:06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红二十五军在1934年11月以前的建制人员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直辖4个团,共2980余人,
程子华
(1934年29岁)(建国后文职),
任红二十五军军长
吴焕先
(1934年27岁)(牺牲),
任红二十五军军政委
徐海东
(1934年34岁)(开国大将)
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
戴季英
(1934年27岁)(建国后地方),
任红二十五军军参谋长
郑位三
(1934年32岁)(建国后地方),
任红二十五军军政治部主任
韩先楚
(1934年21岁)(开国上将)
担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二二四团一营长。
刘震
(1934年19岁)(开国上将)
担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二二四团一营政委。
陈先瑞
(1934年20岁)(开国中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

李耀

(1934年23岁)(开国中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第二二三团连政治指导员

张天云

(1934年21岁)(开国中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二二三团连政治指导员

张池明

(1934年17岁)(开国中将)

任红二十五军军司令部秘书;

林维先

(1934年22岁)(开国中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二二四团营长;(未参加长征坚持大别山)

梁从学

(1934年31岁)(开国中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师长(未参加长征坚持大别山)

少将:

王诚汉

(1934年17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第二二四团排长;

王奎先

(1934年18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第二二四团排长;

王德贵

(1934年20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二二三团连政治指导员;

方升普

(1934年19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二二五团连长;

方明胜

(1934年28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二二三团连长;

方毅华

(1934年17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副排长;

毛和发

(1934年15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警卫班长;

邓少东

(1934年24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手枪团分队长(未参加长征坚持大别山);

叶建民

(1934年16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参谋;

叶道友

(1934年20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二二三团副连长;

成少甫

(1934年17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排长;

吕清

(1934年19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第七十三师连指导员;

伍瑞卿

(1934年23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第七十三师二二四团军需科长;

邬兰亭
(1934年23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连长(未参加长征坚持大别山);

刘华清

(1934年18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军政治部组织宣传科长;

刘振国
(1934年23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连政治指导员;

刘健挺

(1934年25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二二三团连政治指导员,

刘德海

(1934年27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连政治指导员,

关胜志

(1934年18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

孙光

(1934年20岁)(开国少将)

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连长;

严光

(1934年19岁)(开国少将)

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第二二三团连政治指导员、

扶廷修

(1934年22岁)(开国少将)

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二二三团营部副官,

苏焕清

(1934年25岁)(开国少将)

红二十五军后方医院政委、

李发

(1934年21岁)(开国少将)

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五团营长、

李士怀

(1934年23岁)(开国少将)

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连政治指导员(未长征坚持大别山)

李少元

(1934年19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直属队总支书记。

李长如

(1934年16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七军第一团政治处宣传队队长。

李书全

(1934年17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

李庆柳

(1934年19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李国厚

(1934年19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三团营政治委员,

李世安

(1934年19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排长,

李世炎

(1934年25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连长,(未长征坚持大别山)

杨森

(1934年18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通信排长,

杨克武

(1934年19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二二三团司令部参谋,

杨焕民

(1934年22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参谋主任

肖志贤
(1934年21岁)(开国64年少将)
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经理处军需科科长

肖选进
(1934年14岁)(开国64年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班长(未参加长征坚持大别山);

吴华夺
(1934年17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三营连长

吴林焕
(1934年19岁)(开国少将)
红二十五军手枪团团长

吴宗先
(1934年18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连长

吴振挺
(1934年18岁)(开国64年少将)
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政治委员。

何光宇
(1934年24岁)(开国少将)  
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三十四团团长

余明
(1934年20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特务队队员 (未参加长征坚持大别山);

余克勤
(1934年21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排长

闵鸿友
(1934年21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连长

汪少川
(1934年19岁)(开国少将)
红二十五军团总支书记  (未参加长征坚持大别山);


汪家道
(1934年18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军部手枪队指导员

宋维栻
(1934年17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军部特务员

宋治民
(1934年22岁)(开国64年少将)
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营部书记

张希才
(1934年22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营政治委员,军供给部政治委员

张竭诚
(1934年17岁)(开国少将)
任红25军军部交通队排长

张震东
(1934年27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五团团长

张宜爱
(1934年21岁)(开国少将)
红二十五军手枪团副团长

陈祥
(1934年18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通信员

陈炎清
(1934年24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二二○团排长,

陈鹤桥
(1934年20岁)(开国少将)
红二十五军政治部文印科科长


罗厚福
(1934年24岁)(开国少将)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营政治委员

金绍山
(1934年19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连政治指导员

周世忠
(1934年16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军部交通队通信班班长

郑本炎
1934年16岁(开国64年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特务员

胡立声
1934年17岁(开国61年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战士

胡继成
1934年19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连长

查国桢
1934年29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司令部参谋主任

赵遵康
1934年21岁(开国61年少将)
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连政治指导员

钱信忠
1934年23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总医院院长

徐体山
1934年20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五团连政治指导员

徐光友
1934年17岁(开国61年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师部通信排排长

席舒民
1934年21岁(开国61年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

高林
1934年16岁(开国64年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文印员

曹思明
(1934年17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二二三团二营营部警卫员,

黄仁廷
(1934年23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连长,
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戚先初
(1934年16岁)(开国64年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副排长,

常玉清
(1934年29岁)(开国少将)
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三团营政治委员

董志常
(1934年19岁)(开国61年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二十九团共青团委员会书记。

程明
(1934年16岁)(开国61年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程启文
(1934年19岁)(开国61年少将)
任红四方面军第七十三师二一七团总支书记。

程世清
(1934年16岁)(开国少将)
红二十五军军政治部宣传队任宣传员、分队长。

傅春早
1934年23岁)(开国少将)
红二十五军手枪队队长,

傅家选
(1934年25岁)(开国少将)
红二十五军经理处会计科副科长,

鲍启祥
(1934年21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营支部书记,

谢正荣
(1934年16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排长,

詹大南
(1934年20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保卫局科员,

詹少联
(1934年17岁)(开国61年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第二二四团卫生队看护长,

詹化雨
(1934年23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手枪团分队长
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蔡炳臣
(1934年19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七团排长,
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熊挺
(1934年29岁)(开国少将)
任红二十五军宣传干事,
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颜东山
(1934年25岁)(开国少将)
红二十五军二二三团连长。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7-4-9 17:07 | 显示全部楼层
李国厚,原名李杰三,1915年3月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新安乡(今属六安市裕安区)一个贫苦的雇农家庭,家里靠开荒种粮养家糊口。7岁时,他随母亲讨饭,9岁开始帮工。1927年8月,中共六安特区委成立后,派共产党员刘席儒、蔡蕴山、王亦良、储鸣谷等,以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组建农民夜校,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的道理。李国厚和他的小伙伴们参加了夜校识字班,聆听老师对革命道理深入浅出的讲解,他如沐春风,进步很快,立志要干革命求解放。1928年11月,李国厚加入农民协会;1929年1月,在六安县二天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秘密农协的一名出色的交通员。他勇敢、机智地多次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还到顺河、单王等乡散发革命传单,张贴标语口号。因为他年龄小,又机警过人,任凭敌人跟踪探寻、查找,也未被抓住,是个人人夸的“小精灵”。当时,他还不满14周岁。1930年红一军东征皖西,他积极报名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并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李国厚参加红军后,被编入红一军第一师一团三营任通讯员。此后,他历任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三营政治指导员,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政治部组织干事,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交通队政治指导员等职,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斗争。尤其是在苏家埠战役中,他和“红小鬼”班的战友们活捉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受到上级的嘉奖。一天,李国厚带领一支队伍出发筹办粮食时,突然遭到地主武装的伏击,他甩掉上衣,挥舞大刀,在白雪皑皑的雪地里率先冲入敌阵,并大声地呼喊着:“共产党员们,牺牲也要向前倒!”忽然地主的一名家丁手持长枪“噗”地扎入了他的右肩,鲜血直流。李国厚毫无惧色,抢起大刀便将长枪劈成两截,左手顺势从肩头拔出枪头,猛地向家丁掷去。持枪的家丁早已被李国厚的神勇吓傻了。李国厚越杀越勇,一把大刀上下翻飞。浑身沾满血迹,犹如“血人”一般穿梭在敌群中,地主及家丁见李国厚如此勇猛,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四下逃窜。“李疯子”的威名不胫而走。

    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在与部队失去联系、部队又遭分割的情况下,留在苏区的红军处在20万国民党军的包围中,环境极端艰苦,形势极其险恶。红军队伍里,有人产生了悲观情绪,认为“革命完了”,李国厚听了挥动着拳头大声喊道:“谁说革命完了?革命永远完不了!革命就像这大别山,风吹不倒,地震不摇!”旋即,他率领队伍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突出重围,到达黄安地区与军部特务营汇合,就地坚持斗争。

    1934年11月,李国厚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一营政委,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鄂豫陕边区,投入开辟新区的斗争。此后,继续参加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1935年9日与陕北红军会师,扩大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迎接红一、二、四方面军。11月在直罗镇战役中,李国厚第四次负伤。此后,李国厚历任红十五军总电台政委、七十三师二一九团政委等职,参加了东征、西征等战役。

    抗战爆发后,李国厚到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9月被分配到山东泰安地区,任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团第一大队大队长兼教导员。李国厚到任后,很快将这支由国民党军的散兵和土匪、大刀会组成的武装改造成抗日队伍。1938年秋天,日军对鲁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剧烈的大“扫荡”。李国厚带领6个侦察兵,化装成日军,进了县城的车站,站台边正好有一群日军准备进入根据地“扫荡”,临时停车,下车活动、休息,李国厚选准了一个挺神气的、又像瘦猴似的鬼子军官,率领几名战士贴上去,利用另一列火车起动的机会,迅速地掏出麻袋往那日军军官头上一套,扛起就走,一溜烟似的进了“青纱账”。待火车过后,他们已跑远了。回到敌后根据地,经审问,原来这个瘦猴似的日军军官正是指挥这次“扫荡”的司令官。

    1939年11月,李国厚到淮南地区新四军工作,先后任安徽全椒县总队副总队长,新四军四支队十二团营长兼教导员、淮南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淮西总队总队长兼淮西(寿县)独立团团长、二师六旅副旅长兼淮南路西军分区副司令员,为建立和保卫淮南抗日根据地作出贡献。

    解放战争初期,李国厚随军转战于苏皖豫鲁各地,1946年11月任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1947年3月下旬,国民党集中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于山东战场,从临沂、泗水、大汶口一线,向我鲁中军区一〇五师采取后退一步、诱敌深入的战术,寻机突破。在5月中旬孟良崮战役中,一〇五师部署在孟良崮西侧阻击增援敌军。李国厚亲赴一线,身先士卒,炮火和子弹在他身边飞窜,他坚持在阵地前沿指挥。突然一颗流弹的碎片打中了他的脑门,鲜血不停地沿着面颊流下,警卫员急忙要将他送往医院。李国厚却怒目圆睁,大喝一声:“这点小伤算什么,我还挺得住!”他推开警卫员,忍着伤痛,从衣服上撕下一块面条,匆匆包扎一下,又投入战斗。在他率领下,部队取得了歼敌2300多人的战绩,圆满完成了配合正面部队作战的任务。战役结束后,鲁中军区为嘉奖李国厚指挥作战的功绩,给他记了一等功。1948年2月,李国厚任豫皖第二分区司令员兼专员、代理地委书记;1949年4月任皖北军区警备第二旅旅长、大别山东线剿匪指挥部副指挥,参加了淮海战役和剿匪反霸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李国厚历任华东军区第九十师师长兼政委、中共六安地委常委、淮上军政委员会书记,公安部队第十六师师长兼政委、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副参谋长、南京军区公安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62年3月,李国厚在任浙江军区副司令员期间,根据军委的部署,在基层部队大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并亲自到试点单位——有着“夜老虎连”称号的某部光荣连队蹲点。

    这个光荣连队起初凡事都要向“硬骨头连”看齐,训练标准高,强度大,战士们的体力消耗很大,训练中有的战士晕倒了,全连很快出现了20多名病号。

    恰逢这时,李国厚赶到该连队蹲点,在了解情况后,他当即指出:“抓训练不是蛮打硬干,更不能上硬杠杠,战士也是人,训练上不去并不是他们怕苦怕累,而是我们在训练中缺少方法。”接着他向官兵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明确指出要善于在训练中抓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积极性,发扬民主教学,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注重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相结合,同时要做好后勤保障,使伙食调剂做到位。于是,一个广泛深入的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练兵运动,在李国厚的现场指导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1962年底,在南京军区举行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过程中,该连队射击、投弹、刺杀、越障等科目取得了总分第一的好成绩。

    李国厚不仅善于抓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而且还勤于调查研究,多次深入基层帮助解决困难,了解战士疾苦,深受官兵的爱戴。
1980年4月,担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的李国厚来到独立二师驻常州市某部视察工作,突然被一份官兵体检报告惊呆了:全师有35名干部战士不同程度地患有结石病。他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调查,发现“罪魁祸首”就是山下那口老井。井水里钙、铝、铁等多种微量元素严重超标,根本不能饮用。

    李国厚决心组织专人打一口好水井,解决官兵饮水问题。经过反复勘测查找,终于在距旧井十几公里处打出了一口新水井。但由于地下岩层太硬,仅能打40多米深,出水量不够。于是,又于1981年2月打出82米的深井,水质很好,水量充足。

    接着,该部又着手重新铺设管道,重新改架供电线路并扩容,修建供水泵房等。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井水终于送到营区,流进了二师官兵的心田。

    为了改善官兵们的生活条件,李国厚还帮助改造营房设施,指导帮助官兵种植花草、蔬菜,养猪羊,还开挖了一个小型养鱼场。为纪念将军的业绩,二师的官兵在井旁竖立了一块一米高的纪念碑,上书“饮水思源”四个大字。

    1982年,李国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经中央军委批准按副兵团职待遇离职休养。他始终保持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崇高思想境界。正如他日记中所写的:“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人退下来了,思想不能退,贞守革命气节比生命更重要。”

    离休后的李国厚一直保持着一个好习惯:游泳、读报、看新闻。为了让自己的思想跟上时代,他还经常为报纸上的重要文章写评语、做笔记。多年积累的报刊资料剪贴就有数十本之多,内容有党的三代领导人的重要论述、革命历史故事、重要会议的资料等。

    李国厚的老伴常年患病,按有关规定,她可享受家庭病床、公费医疗等条件,可李国厚从不向组织提起。一天深夜,老伴腹痛难忍,只要打个电话,便会有工作人员上门服务,可李国厚不愿打扰别人休息,硬是自己一个人熬汤喂药,一直伺候到天亮。

    助学路漫漫。多年来,李国厚及其子女、家人与三乡两镇贫困地区的35名小学生结成助学对子,帮助近百名辍学孩子重新走进课堂。这期间李老将军也和孩子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次,李国厚因身患重感冒,就让老伴带上钱物代表他去看结对的孩子杨雪亭。当他听说小雪亭没见到他急哭了,老人的身体刚刚恢复,便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专程到学校为小雪亭送去了学习用品。

    1991年,百年未遇的洪水席卷了整个华夏大地。看着播放的受灾群众一幕幕催人泪下、无家可归的惨状,李国厚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即和子女家人商量:“看着受灾的群众,我们捐些钱物,尽点心意。”两位老人便把家里的衣物和多年积蓄的两万多元,义无反顾地捐往灾区。

    1992年5月,六安家乡来人想请李国厚帮助解决化肥厂技改工作资金缺口的困难。李国厚立即和有关方面取得联系,使困难得以很好解决。不仅如此,他还主动打电话给远在国外工作学习的儿女,要求他们收集有关技术材料,寄回国内,传回家乡。

    1998年2月26日凌晨3时,李国厚病逝,家人按照将军的遗愿,将部分骨灰撒在将军的家乡,英雄的故乡迎回了一位阔别已久的儿子。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7-4-9 17:08 | 显示全部楼层
余述生(1915—1993),又名余淑慎,1915年2月出生于湖北省麻城乘马四乡王楼村余家细洼(现属河南新县)一个农民家庭。1927年参加童子团,并担任分队长、中队长,1930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三营九连战士,红十师二十八团二营通讯员,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三营九连战士、副班长、班长、师团委委员、宣传队队长,红三十一军政治部组织干事,懋功县官寨游击队指导员,西康雅安独立团政委,红三十一军教导营二连指导员、政治部军事裁判所干事、卫生部党总支书记,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政治处组织干事、组织股长、副主任、旅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第十八集团军野战供给部政治处主任、副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后勤部副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川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委员,四川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7-4-9 17:09 | 显示全部楼层
鲁加汉,开国少将。1916年出生于河南新县陈店乡,原名鲁述安。他曾参加儿童团、少先队,并担任少先队队长,1930年1月参加红军。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上党、运城、临汾、晋中和太原等重大战役。1950年后,历任川西军区民运部部长、军分区政委,成都军区干部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后勤部部长,四川省军区政委,成都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59年参加指挥昌都战役,取得了西藏平叛胜利。鲁加汉于1991年12月因病在成都逝世,享年75岁。
1928年4月,工农革命军在他的家乡开辟柴山保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府,他参加了儿童团、少先队,并担任少先队队长,1930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被分配到红军光山县独立团机枪连当公务员。1930年5月,光山县地方反动武装万余人,将鲁加汉所在的独立团包围。全团官兵上下一致,齐心协力英勇反击,将敌毙死数千人,取得反击胜利。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8月,
参加了攻打英山、浠水、罗田和广济战斗。10月被编入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八团,任团政治处宣传员。1932年9月,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失利,红军主力向川陕转移,鲁加汉随部队西征到枣阳新集时,红七十三师担负后卫任务,与尾追之敌进行两次大的战斗,激战三昼夜,歼敌3000余人。1933年秋,红军扩编,七十三师扩编为三十一军,二一八团改编为九十一师,鲁加汉任师部共青团委员会书记。1934年转为中共党员。11月,调红三十一军政治部任敌工干事,后继任科长、部长。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二一八团通信员,红三十一军政治部敌工部干事、科长、部长,军供给部政治委员,军政治部总务处处长。1935年5月红三十一军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鲁加汉奉命组建郭底坦地区的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力量。他率5名工作人员深入郭底坦以北的山林里,消灭了敌潜逃武装30余人。参加了长征,长征途中,他担任三十一军供给部政委,1937年4月,到达延安后担任红三十一军政治部总务处长。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7-4-9 17:10 | 显示全部楼层
陈子英,男,汉族,安徽金寨人
自幼读书,1929年参加一区十二乡少先队。1930年春,任十二乡共青团书记。同年秋,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师六团当战士,后调到第三营当文书。1931年7月,调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11月,被调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八团政委。1932年夏,霍邱县失守,随部欲过长江,被敌阻击,遂迂回到潜山,又与敌遭遇,双方战斗持续了昼夜。战斗中,他指挥灵活,勇敢顽强。此役毙敌400余名,俘虏500多人,缴获步枪500余支、机枪7挺、子弹70多箱。同年冬,在麻埠与敌作战中壮烈牺牲。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7-4-9 17:11 | 显示全部楼层
吴先洪(1916~1994年 ),河南省新县泗店乡邱堂村人。1928年参加童子军,1930年2月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光山苏维埃政府警卫团战士,红四军第十师二十八团通讯员,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八团班长、排长、连长、政治指导员,红三十一军教导营支部书记、九十一师二七一团营政治教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教导团连指导员,三八五旅十三团三营政治教导员和旅政治工作巡视组长,七六九团三营教导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七旅二十团副团长、八旅二十四团团长,皖西军区第二分区副司令员、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六安军分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八师师长,炮兵第二十一师师长,炮兵学院院务部部长、副教育长,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2年,按正军职待遇离休。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7-4-9 17:11 | 显示全部楼层
吴立朝(1918~1974) 又名吴伟,金寨县三河人。民国20 年(1931 年)参加红军,民国22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在鄂豫皖苏区先后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二三团政治部宣传员、特务营政委等职,参加了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民国24 年随军参加了长征。后任平西游击大队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二十团参谋长、第二纵队五旅六团团长、六旅参谋长,第六十七军二○○师副师长等职。全国解放后,参加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高级速成班学习,后任军委训练总监部炮兵处长、副局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总参训练部副部长,沈阳军区旅大警备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74 年因病在北京逝世。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7-4-9 17:12 | 显示全部楼层
佘积德(1916—1981),湖北省麻城市木子店镇大堰河村(现属安徽金寨)人,1916年9月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时移居安徽省金寨县。[1]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解放军政治学院速成系毕业,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1年1月24日在成都逝世。
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军政治学院速成系毕业,少将军衔。
1930年任商城三区苏维埃政府少先指挥部政治指导员。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任商城独立团一连通讯员。
1931年4月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八团二营六连通讯员,二一八团政治处宣传员、宣传队长。
1932年6月起任二一八团政治处组织科科长。
1933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3年5月起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政治部组织干事。参加了长征。
1935年7月起任九十一师政治部地方工作科科长。
1936年12月起任九十一师政治部特派员、干事。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7-4-9 17:14 | 显示全部楼层
卜万科(1910-1969),男,安徽省金寨县洪冲乡人,新中国开国少将。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河南军区分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卜万科,1910年3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9年,他受革命思想影响,参加了少年先锋队。
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1年2月,编入中央教导第二师。4月中旬,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六团一营三连。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调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九团九连四班班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
1932年10月,卜万科随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川陕。西越平汉铁路,翻越天险巴山,进入川北。12月下旬在白庙场战斗中,他亲率两个连夜袭敌前沿阵地,全歼田颂尧部1个团,确保红七十三师顺利进军南江,受到方面军总部的嘉奖。
1933年1月中旬,他随红七十三师为右翼,从大河口(现大河镇)突破敌刘汉雄第二路防线后,迅速北上,经兴马坎(现兴马乡)到达官渡口,先后攻占子垭、鹿角垭,于2月1日占领南江县城,初步实现了进军川北的战略任务。战后,卜万科任红七十三师二一九团二连连长。
2月中旬,在反敌“三路围攻”作战中,卜万科随红七十三师主力位于南江及其以西地区,与红十一师共同对付敌之左纵队,他们依托险要阵地,进行顽强抗击,给敌人以重大打击。5月中下旬,在空山坝战斗中,二一九团担任正面坚守,多次与敌展开肉搏,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接着,与兄弟部队一起向敌正面和右翼发起猛攻,将敌左纵队9个团分割包围于空山坝以南之余家湾、柳林坝地区,经3昼夜激战,歼敌近5000人,取得了反敌“三路围攻”的关键性胜利。7月,卜万科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九团一营营长。从8月中旬至10月底,他随部参加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3次进攻战役。12月,他随二七九团在快活岭一带阻击歼灭敌人近千人。[1]
1934年8月,在东线反攻战斗中,他随部担任坚守任务,配合兄弟部队一举突破青龙观要隘后,继续向敌纵深揳入,在青龙观南石人坝、赵塘坝,与红四军一部共同夹击敌独立第二旅于龙池山,将其大部歼灭。接着,在总指挥徐向前亲自指挥下,他随第九十三师实施大纵深的迂回,将敌包围于黄木垭东南地区,激战至次日中午,全歼敌1万余人,获得反攻以来歼敌最多的一次大胜利。经过10个月的激战,红四方面军粉碎了敌人“六路围攻”,二七九团因战斗成绩良好受到总部的表扬。
1935年2月,卜万科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一团副团长。3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卜万科率二七一团随红三十一军作为右翼,从苍溪以北的鸳溪口强渡成功,一举攻占敌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敌刘汉雄部1个旅。4月12日,他率部迅速向剑门关推进,与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对敌形成东、西、南三面包围,经过激烈争夺,战至黄昏,守敌3个团被全歼,一举占领了敌人所谓“插翅难飞”的剑门关要隘。接着,他随部乘胜攻克昭化,向羊模坝、三磊坝地区推进,并围困广元。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后,他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三过雪山草地。
1936年4月,卜万科任红四军第十二师参谋长。4月中旬,为迎接长征北上的红二方面军他与师长、政委率第十二师从道孚出发,南下雅江,占领雅江县城,将敌阻击在对岸,成功地保护了红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他与师首长率十二师在靖远县阻击胡宗南第一军进攻,战斗中,十二师英勇顽强,节节抗击,曾数次被敌包围,突围后重新组织防线继续抗击。10月底,红四军、红三十一军与红一、二方面军向东转移,在山城堡地区,红十二师参加了对孤军深入的敌七十八师进行伏击,在彭德怀指挥下,红一、二、四方面军部队紧密配合,全歼敌1个旅2个团,使敌被迫停止进攻。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为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下旬,他与师长张贤约率十二师从甘肃定边出发,经庆阳急驰700里,到达西安以北三原,援助主张抗日的友军,制止国民党亲日派的军事进攻。[1]
1937年2月中旬,卜万科任援西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随援西军由淳化、三原地区出发,日夜兼程向西疾进,于3月中旬到达镇原、平淳地区,闻西路军业已失败,遂停止西进。4月,卜万科任援西军第四军十师三十一团团长。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7-4-9 17:14 | 显示全部楼层
红二十八军人物——少将蔡炳臣
2016年9月23日 - 历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七团战士、副班长,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二四团排长、英山太湖便衣队队长。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7-4-9 17:15 | 显示全部楼层
吴先宗_百度百科
吴先宗。河南光山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七团团 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团长。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7-4-9 17:15 | 显示全部楼层
伍瑞卿
生卒:1911年-2004年7月7日职业:军人
简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安(今红安)县苏维埃政府的委员,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二四团司务长,团军需科长、师供给部军需科长,参加了长征。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7-4-9 17:16 | 显示全部楼层
王振亚、中央独立二师副师长、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副参谋长。1935年在长征途中作战牺牲。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7-4-9 17:16 | 显示全部楼层
关盛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_金安区当代人物关盛志专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参加了长征。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7-4-9 17:19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的炊事员李开文
每当有人说他李开文是毛主席的炊事员,李开文都忙摇头,解释说,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十一年,这事不假,但毛主席不搞特殊,他担任的是中央特灶班的班长。现在,他已经“走”了多年了,大家每每提起他,都还是会这样称呼他。
  
  一
  
  李开文离开大别山,一别,就是十七年。
  离开大别山的那天,他已经三十五岁。三十五岁的李开文,终于成为一个红军战士。其实,早在这之前,他就已经为红军做事了,不过那时他还只是个赤卫队员。
  他所在的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九团,撤离大别山的时候,走得太匆忙。记得那一天是一九三二年农历八月十九日,黄昏时分,部队接到了命令,说声走,当即开拔。要去哪儿?他不知道。团长也不知道。只知道蝗虫一般的敌人,一下子就从四面八方向大别山扑来了。团长说,中国的山,都是东西走向,黄河和长江才会由西往东淌,从青海高原流经十几个省,最后归入大海。唯独这座大别山,横在中原,群山中又突然冒出了一支数万人的红军队伍,就成了横在蒋介石喉咙里的一根硬刺,于是他亲自坐镇汉口,发动了这次“大围剿”。红军战士虽在七里坪、河口、胡山寨几地浴血奋战,却终因敌众我寡,不得不挥泪西撤,强行突围。

  这次的强行突围,使李开文获得了成为一个红军战士的机会。这机会,来自他的一双铁脚板。这双铁脚板是他打小烧窑练就的,更是到燕子河租田种地时练出来的,别看他个头不高,不到一米六,但人壮实,担子一上肩,一天可以走上一百多里的山路,早把脚底板的老皮儿练厚。因为脚功硬,吃得苦,人又忠厚,接到突围的命令时,他就被团长从赤卫队里挑拣出来,正式
转为红军的担架兵;当兵的同时,也就当上了担架一班的班长。

  “那一天,也巧,大部队从金寨县的板棚出发,正是从我家屋后经过。我不敢进屋。只偷着望了几眼,就跟着队伍走过去了。”三十四年前的一九七六年,陈桂棣最初采访李开文时,他曾这样叙述道。
  “队伍就从你家屋后经过,你也没有进屋向爱人告个别?”陈桂棣有点不理解。
  “爱人?”李开文一怔。
  “啊,我是说,你没去同老婆打声招呼?”
  “没有。”
  “来不及?”
  “是不敢。”
  “——为什么?”
  “你想,”李开文说,“她刚生下了一对双胞胎,才十六天,我一进屋,准当俘虏。我这个人不怕白狗子的子弹,就怕老婆的眼泪。”
  就这样,他心一狠,已经走到自己家屋后的竹园子里了也没停步。
  谁知,他还是被跑出来看过队伍的大儿子李锦旭发现了。八岁的李锦旭哭着,喊着,奔到他跟前,说:“爸,妈妈天天念着你,等你回家呢!”
  他不敢看孩子,更不敢停下。
  李锦旭好不容易找到父亲,拼命地哭喊着追上来。
  “李班长,你还是回去看一下吧!”边上的担架队员也忍不住地劝他。
  李开文这才停下来,回了一下头,望一眼哭成了泪人的儿子。但他马上又折过脸,走得更快了。他再没有停下,但眼泪已经把视线模糊了。
  这时儿子疯了似的冲过来,一下抱住他的一条腿不放。李开文不由一惊,不敢再犹豫了,一脚把儿子踢开。
  被踢了一脚的李锦旭,呆在了地上,他没再追。李开文也再没回头。就这样,他离开了板棚,离开了金寨,离开了大别山。
  回忆这段往事,虽已过去了半个世纪,李开文仍禁不住眼圈儿发红。他沉默了半晌,才对陈桂棣说:“革命是不能回头的,我的命大,当年许多战士就牺牲在西撤的路上。”
  西撤的路,是杀出来的一条血路。成了红军战士的李开文,一天没有摸过枪,枪声一响,他就带着他的担架一班,两眼不眨地盯住火线上的战士,战士们冲上去了,他们就地卧倒。有战士倒下了,他们就冲上去。战士负伤了就抬战士,他们就同负了伤的战士一道与死亡赛跑。首长负伤了就抬首长,这时他们的肩头便成了一个流动的“指挥所”。
  为甩掉围追堵截的敌人,部队忍痛丢掉了笨重的武器,轻装前进;但担架上躺着的战士,不可能丢掉。担架上负了伤的首长,更丢不得,因此,李开文带领的担架班,每一天都在负重前行。
  离开了大别山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如同离开亲娘迷了路的孩子,突然打响的遭遇战越来越多,因此,常常要不停地冲锋,连天急行军。大路都让给敌人了,红军只能走小道,走那些没人愿走的山道。李开文脚上的草鞋早就磨破了,一走就留下了一个血脚印。
  七十三师数千名干部战士都害上了烂脚病,一边赶着路,一边龇牙咧嘴,忍不住地叫。有些战士吃不消,绝望了,就趁着黑夜丢下枪支溜号了。担架班里的一个老乡,这天也要溜走,被李开文发现,上去一把将他抓住。
  老乡苦苦哀求:“李班长,我撑不住了,放我回家吧!”
  李开文问:“回大别山去?”
  “是。”
  “你咋这么糊涂?你以为你还回得了大别山?”
  老乡不解地望着李开文。
  李开文开导说:“你参加了革命,就成了离弦的箭,没有了回头的路。现在大别山已经落在敌人手里,你回去就等于去找死。既然回去是一个死,不如跟着队伍杀一条活路来!”
  老乡哑巴了半天,最后跟着李开文归了队。
  在穿过敌人最后一道防线时,李开文抬着伤员一口气跑了六十多里山路没换肩。直到听说终于冲出敌人的封锁线了,他是多么的激动啊!想不到,就在放下担架的那一瞬,他猛地觉得,有一股巨大的热浪由胸中喷射上来,吐出了满口的鲜血。
  三千里枪声不断,三千里浴血苦战,李开文跟着队伍从皖西一直走到川北。这天刚到汉中附近,他们竟又被尾随而来的侦察敌机发现了,数十枚炸弹扔进了躲闪不及的担架队的人群中。随着山摇地动的爆炸声,尘土弥漫,血肉横飞,还没等李开文反应过来,他一下就被埋进了碎石泥土中。
  战士们把他扒出来的时候,见他已面如土色,不省人事,大家都认定他已经牺牲,把他拖到死人堆里,准备找个地方统一安葬。
  那一天,也就亏得那个被他劝归了队的老乡,听说他在这次敌机的空袭中中弹身亡,怎么也不相信,找到死人堆,硬是扒出了李开文。哭喊道:“李班长,我是你老乡,你可不能就这样走了啊,我还要跟你奔一条活路呢!”
  老乡一边抹泪,一边下意识地将手指头伸到李开文的鼻子跟前去,竟发现还有气。
  老乡大吃一惊。连忙跑到炊事班,找来小半碗米汤,掰开李开文的牙齿,喂起来。谁知,李开文竟被他喂活了过来!
  这消息被团长知道,团长说:“这小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这以后,抬了一路别人的李开文,躺在了别人的担架上。队伍到达四川省的通江县驻扎下来,他被送进了医院。
  这一住,就是一年。
  开始,他浑身上下像散了架。一动,哪儿都痛。最痛的,还是他的心。当他知道他的两个耳朵,在那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震聋了,痛苦得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感到自己成了一个大废人,当不成红军战士了,难过得要死。
  但是医生告诉他,除了两耳伤残,他的五脏六腑都还没有问题,这才渐渐平静下来,于是开始数着日子过,盼望着出院的那一天。
  不久,他就能自己动弹了。能动,他就不愿再麻烦别人,就一点一点地溜下床,从地上爬,自己去解决大小便。再后来,可以站了,他就咬牙切齿,扶着墙,一步步,一天天,练习走路,盼着早日康复,回到担架班去。  

        终于熬到出院的一天了,他却突然改变了主意,找到自己的部队,找到团长说:“给我一支枪吧,我要当个真正的战士!”
  团长说:“你早已经是个真正的战士了!”说罢瞅着李开文哈哈大笑。
  这把李开文笑傻了。他不知道自己要求扛枪上前线打仗,有什么好笑。
  团长摸着自己的耳朵大声对他说:“聋子怎么可以打仗呢?你现在连担架班也去不成了。”
  李开文一下呆住了:“那我还能干什么?”
  “你就去烧饭吧。”
  李开文听到了,却不说话。
  团长大声问:“怎么你不乐意?”
  李开文无可奈何地说:“只要留在部队,就好。”
  团长见李开文回答得有些勉强,皱了皱眉头。李开文生怕团长会改变了主意,脱掉他身上的军衣,便慌忙用才学会的四川话大声答道:“要得!”
  一九三五年八月,红军炊事员李开文随部队进入草地。自古以来,人们都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李开文最“难为”的还不是“无米之炊”。没有米,可以用青稞下锅;没有青稞了,可以杀掉战马,吃马肉;没有战马了,还可以去拣苦马菜煮了吃——苦马菜,真苦,滤了五遍水到嘴里还苦。连苦马菜也挖不到了,还有皮带——那会儿的皮带添上水熬成汤可以充饥。即便连皮带也吃光了,还有能吃的草根呢。
  最难的,是没柴。尽管,草地上满眼是草,可那些草就像战士身上的军衣,整天裹着雾气,罩着寒气,湿漉漉的。甚至到了宿营时,也找不到一块儿干净地皮。再说了,草地上的天,说变就变,一天数变。一会儿大雨滂沱,一会儿冰雹如注,一会儿又是漫天飞雪了。有许多战士走着走着,就倒在了泥沼中,再没有走出草地。
  进入草地不久,人们便发现,李开文很快变得面黄肌瘦,肚子也开始浮肿,浮肿得连走路也成了问题。但是,部队住下来之后,他的身体一下又变了回去,大家这才注意到,他的肚子不是浮肿,那是他把能引火的湿漉漉的柴草,塞进自己的衣服里,他是在用自己的体温把那些湿柴焐干,赶到宿营时,好马上把军灶烧着。
  于是在他所在的团,乃至他所在的师,他的军灶每天总是第一个在草地上升起炊烟。于是他的军灶,就成为全团乃至全师炊事班的火种。他李开文的名字,也就跟着他的火种,在红二十五军到处传颂!
  当中国工农红军三军会师会宁后,李开文就被调入中央红军。他做梦也想不到,调入中央红军后,不久又被派往延安,直接分配到党中央机关。一去,就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炊事班班长,接着便调任中央特灶班班长,天天就同毛泽东生活在一起。
  
  二
  
  有人羡慕地问李开文:“你做了毛主席的炊事员,一定感到很骄傲吧?”
  李开文听了,慌忙说:“我哪敢骄傲。不能瞎讲。毛主席不搞特殊,我们不是只给毛主席一人做饭。在特灶班吃饭的,有毛主席,还有周副主席,陈云部长,李富春部长,多着呢。”
  当然,他又说,有时毛主席写文章写得很晚了,他发现锅里的饭菜已经凉了,还不见秘书来,他就会把饭菜重新热一热,亲自送过去。
  有一次,其他首长的饭菜都由秘书们取走了,就是不见毛主席的秘书,他就端着热好的饭菜,给送过去。那是隆冬天,到主席的窑洞里时,门一推开,一阵寒风也跟着卷了进去。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听到开门声,毛泽东抬起了头,恰好就看到了李开文在打冷战,他马上停下笔,说道:“老班长,我看你穿得太单薄了。”
  李开文忙掩上门,连声说:“不冷,不冷,我习惯了。”
  毛泽东笑着,干脆丢下笔,起身取出一件羊皮背心递给他。李开文放下饭菜,一个劲摇手,执意不要。但毛泽东坚持要给,不要不行。
  毛泽东说:“叫你穿上就穿上,你个小,我个子大,抗冷。你老班长要是冻病了,我就吃不到你做的那道我最爱吃的菜了!”
  李开文穿上羊皮背心,这时抬起头,问:“主席,我做的哪样菜,你说最爱吃?”
  毛泽东说:“当然是红烧肉嘛!”
  李开文一听,不好意思起来。他刚来就听说,毛主席是湖南人,最爱吃湖南的红烧肉,他偷偷跑去请教了别的炊事班的大师傅,回来照葫芦画瓢,试了几次,自己都觉得拿不出手,没想到竟得到了主席的肯定。
  穿着主席给的羊皮背心,他感到暖和了许多,回到灶间时,发现刚调进特灶班的一个小战士,穿得比他还单薄,就把才被自己焐暖和的羊皮背心,脱下来给了小战士。
  一九四二年,为打破蒋介石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延安掀起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人人开荒,毛泽东带头开荒,他的警卫员也开荒。这样,中央特灶班就不仅负责中央首长的一日三餐,还随时随地要把茶水送到田间地头。每天饭前的一次茶水,因为都是李开文挑过去的,所以每次他一去, 还离得老远时,毛泽东就会大声地问:“聋子,饭烧好了吗?”他就知道主席已经饿了,便高声大嗓门地应道:“好了!可以收工了。”每到这时,毛泽东又会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喊道:“收家伙,吃饱了肚子再做!”
  中央特灶班当时只有七个人,大生产运动中,他们除去送茶送饭,也开荒。班里多是年轻的小伙子,数李开文的年纪大,就不让他下田,说家里总归要留人。李开文拗不过,就留下来烧水做饭。留在家里的李开文,其实比去开荒的年轻人还忙还累,他除了按时烧水做饭,还拾起了当年的“老把式”:打草鞋。他给自己订了指标:一天七双。打起草鞋来,他不光眼疾手快,还能打出花样。同样是草鞋,他会把收集来的各色布条、彩线,像插花织锦似的掺进草绳里,打出的草鞋既中看,又耐穿。
  他不光上班时见缝插针地打,大伙收工时也打。特灶班的年轻人一天忙活下来,爱凑在一起“侃大山”,有说有笑,好不热闹。他就坐在一边打他的草鞋。他也想听大伙天南地北地说古道今,恨只恨那对不中用的耳朵,见到大伙突然张开嘴巴大笑,他也跟着笑,却闹不清大伙究竟为啥会笑,咋会笑得那么高兴。
  大伙洗漱完了,上床了,他还要再打上一双。打到后来,放米放菜的小库房里,草鞋摞得有小山高了,这一天,他就和特灶班的年轻人一道,一筐筐地送到开荒种田的战士们手中。
  他打的草鞋毛主席穿过,周副主席、陈云部长和李富春部长都穿过。毛主席的小女儿李纳也穿过。
  当时李讷才三岁,李开文特地为她打了一双小草鞋,鞋面上还特地配上了两朵红泡花。小李讷穿在脚上,欢喜得又蹦又跳。主席瞧着,也乐,就说:“你还不快谢谢李伯伯!”小李讷连忙转过身,跑到李开文跟前,鞠了一大躬。李开文也乐了,问她:“咋啦?”李讷一字一停地说:“爸爸要我谢谢李伯伯!”说罢却又认真地问:“你是李伯伯吗?”
  问得大家都笑了。
  那一年,李开文被评上了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劳动英雄。在上千人的大会上,毛泽东亲自把一面白布毛边的奖状授给他,要他代表劳动英雄讲讲话。
  李开文一上台心就慌了,感到自己没做出啥成绩,毛主席还亲手把劳动英雄的奖状给了自己,又要他代表讲话,他感到惭愧啊。试着张了几次嘴,还没说出来一个字,脸就红到了脖子根。
  毛泽东鼓励道:“老李,想说啥就说啥。”
  李开文于是说:“我没做出什么样子,人民过奖了我。我往后一定拿出成绩来。”
  才说一句就愣在了台上。
  毛泽东带头鼓掌,大家也跟着鼓掌,台下的掌声像起了雷。
  李开文趁着掌声,走下主席台,因为走得太慌张,差点儿跌了一跤。
  
  事隔不久,李开文果然干出了大成绩,闹出了大动静:他单枪匹马砸了延安的中央监狱!
  那天傍晚,李开文给中央领导打完了饭菜之后刚回到窑洞准备休息,中灶班的一个炊事员,一阵风地跑进来。
  李开文见他眼泪汪汪,就问出了什么事。来人说:“一桩小事。”
  “小事也值得这样哭鼻子?”李开文说,“还有出息吗?”
  来人哭得更伤心,忙纠正:“不是小事!”
  李开文搞糊涂了:“不是小事,你为啥又说是小事呢?”
  来人问:“你不是同殷道山很熟吗?”
  李开文说:“是呀。”殷道山与他同岁,都是从大别山老区出来的,原先就很熟悉。
  “他被人捆走了!”
  李开文一惊。他不敢相信。殷道山虽然与他不在一个炊事班,但殷道山的为人忠厚,在中央机关的炊事员中间,可以说都是出了名的。平日只见埋头干活,连话也说不上两句,一个老实巴交的山里汉子,他招谁惹谁了,为何要被人捆走?
  “他怎么啦?”李开文急着问。
  来人这才把事情的经过从头说了一遍。确实,也就是从一桩小事引起的。刚才,一个首长的秘书来打饭,殷道山像往常一样地给他打了饭,秘书认为打少了,要殷道山再添点。可殷道山没听到,转脸又忙着去为别人打饭。秘书不高兴了,开始骂骂咧咧。殷道山发现脏话是冲着他来的,就问了一句:“我怎么啦?”秘书指着他怒道:“我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殷道山没想到首长的秘书会这样不讲理,也有些生气,问道:“你怎么可以骂人呢?”秘书见一个伙夫竟敢当众顶撞自己,更是怒火中烧,提高了嗓门骂道:“你他妈的,反了!我看你就是一个反革命!”
  秘书说罢,气势汹汹地离开了。大伙原以为这位秘书狠话说了,气也出了,走人也就完事了。谁知,他很快就带来了保卫科的干部,冲进中灶班,把正准备吃饭的殷道山一绳子捆起来,带走了。
  “为这点小事,就把人捆走了?”李开文听了,心里直冒火。
  这时特灶班的炊事员也围了过来,一个个都替殷道山叫屈。李开文原是坐在那发愣,突然站起来,冲着围拢来的炊事员吼了一声:“该干啥干啥,我这就去给他送饭!”
  他推开大伙,跑到灶间,端了一份饭菜,脚步很响地出了门。
  他早就知道黄土山坡后面有个窑洞,那是中直机关的一个看守所。他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找到了那个窑洞。
  他赶到时,洞前空无一人。走到窗前,朝里一望,正望到了殷道山,见殷道山正垂头丧气地坐在里面。
  “殷道山!”李开文喊了一声。
  殷道山惊得抬起头,以为是保卫科来人提审他,恐惧地抬头看了看窗外。这一看,看见的却是李开文,先是一惊,接着,就忍不住扑到窗前,泪流满面。
  “哭个屁!”李开文说,“快开门,我给你送饭来了。吃饱了给我说说,究竟怎么回事?”
  殷道山一听,哭得更伤心。
  李开文走到门前,才发现门环上挂着一把牛头大锁。
  “龟孙子!”看见大铁锁,李开文就想到张国焘在大别山革命老区抓“AB团”、揪“第三党”,错捕错杀那么多优秀的红军将领的事。想到那些事,一腔热血就直涌脑门。他从地上抱起一块十多斤重的大石头,举起来,狠狠地朝牛头大锁砸过去。
  一次不成,再砸一次,连砸了三次,终于把大锁砸开。
  他把饭送了进去。
  但是,殷道山却不敢吃。
  “咋啦?”李开文火了,“怕人怪罪你?你只管照实说,就说这锁是我李开文砸的,饭是我李开文送来的!明天我就接你出去!”
  当夜,李开文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一直在琢磨:这事该去找谁解决?天刚蒙蒙亮,他就爬起来,直奔毛泽东的窑洞。
  特灶班的驻地离毛泽东住的窑洞,只有二百来米,李开文三步并作两步就来到了窑洞的门前,被警卫员拦住。
  警卫员小声地问:“老班长,有事吗?”
  “废话!”李开文就要往里闯,“没事我敢闯金銮殿?”
  警卫员被李开文不顾一切的样子逗笑了。于是提醒:“主席三点才睡,你有事也最好十点以后再来。”
  李开文这才察觉自己太冒失。于是掉头去找住在不远处的李富春。没想到,李富春也是三点才睡,昨夜他就是在毛主席那里一起研究问题的。
  李开文又转身去找陈云,在门口正好碰到了陈云夫人于若木。他就向于若木申起了冤。由于自己耳朵不好,生怕小声说话别人会听不见,因此他把嗓门放得很大,陈云在里屋也听到了。陈云隔着窗户喊道:“进来谈吧!”
  进得屋来,陈云招呼他坐,李开文气鼓鼓地说:“不坐!”劈头一句话就是:“你是中央组织部长,你说革命到底有什么好处?”
  陈云有些奇怪:“怎么问这个?”
  李开文接着又问:“我们扔了老婆孩子,投奔红军,可现在革命还没成功,就开始要抓自己的人了?”
  陈云被问得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不过,李开文的身世,他是早就知道的,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西撤时,老婆生下一对双胞胎才十几天,居然过家门而不入,直到现在,老婆孩子是死是活也没法知道。
  陈云和蔼地说:“你到底有什么事,尽管慢慢说。”
  李开文于是就把中灶班炊事员殷道山被捆被关的事,说了一遍。说完,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过去抓‘AB团’、揪‘第三党’,肃反扩大化,冤死了多少好人?难道这种窝里斗吃的亏还不大?革命这样革下去,准要败!”
  陈云静静地听他说完,沉默了半晌,最后起身握着李开文的手,说道:“感谢你,老班长,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给我一点时间,我了解一下,一定处理好!”
  这事处理得十分迅速。当天上午,殷道山就被放了回来,而那位不可一世的秘书不仅在中央机关全体炊事员大会上向殷道山公开道了歉,还作了一次深刻的检查。
  几天后,李开文去给毛泽东送夜餐,毛泽东见是李开文走进来,放下笔,认真地说道:“人说聋子好脾气,想不到你还会发火,还敢造反,竟然砸了中央大狱!”
  李开文一惊,没想到这事连主席也知道了。
  毛泽东仔细地盯着李开文看,看得李开文脊背上直冒冷汗,不知所措。
  “看不出啊,你还有这大胆量!”毛泽东感叹道。
  李开文结结巴巴,忙做检讨:“我是个粗人,没文化,遇事不懂用脑子去想,只会动蛮。”
  毛泽东听了,突然哈哈大笑,说道:“蛮得好!”
  李开文正等着主席批一顿呢,没想到竟是被夸赞,不由茫然地抬起头。
  这时毛泽东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说道:“你这次砸了中央的监狱,没错。延安的官僚主义一露头,就被你砸了回去,这对大家都是一次很好的提醒,所以我说你蛮得好哪!”
  
  一九四七年二月,蒋介石从南京飞往西安,亲自部署“西北王”胡宗南,厉兵秣马,突袭延安。胡宗南为使“突袭”一举成功,作战计划连手下的师长、军长都不透露,只告知部队要集结,集结后要干嘛却严加保密。其实,没等胡宗南的部队集结完毕,毛泽东已是成竹在胸。毛泽东说:“存人失地,地终可得;存地失人,必人地两失。”所以,当胡宗南集中了三十四个旅的二十三万人马,攻入延安时,才发现是座空城。
  这一年,李开文正满五十,年届半百。他跟随毛泽东、周恩来撤出了延安,转战陕北。

  三月的陕北,天寒地冻,黄土高原一片肃杀之气。这急坏了李开文。到处是冰天雪地,寻不到一点草绿,没菜吃——拖垮了首长们的身体怎么得了?
  李开文一连两宿睡不着。这天,已将近夜半时分,躺在床上的李开文,一骨碌爬起来。他悄悄唤醒两个身强力壮的小战士,叫他俩跟自己出趟门。
  两个战士迷迷瞪瞪钻出被窝,因为太冷,缩着脑袋问:“去哪?”
  李开文小声说:“回延安。”
  “回延安?”两个战士吃惊地望着李开文,以为他在开玩笑。延安已经被胡宗南的重兵占领了,半夜三更摸回去,岂不是送死?
  李开文不容二人分说,说声“走”,先出了门。两个战士不敢怠慢,赶忙穿衣下床,紧紧跟上。
  李开文这是豁出去了!
  其实,他虽是个粗人,却粗中有细。他断定,这天寒地冻的,又是夜半三更,沿途的敌人哨兵一准会躲在哨棚里;何况他们又是一身夜色打扮,神不知,鬼不觉。再说了,特灶班随军撤出延安前,上级叫大家轻装出发,李开文却舍不得,他把大量的腊肉、腊鹅、咸鱼、咸鸡蛋,一时带不走的,全埋进了一处秘密的窑洞。
  当李开文带着两个战士抄小路直奔三十里外的延安城,取了三担食物,然后手脚麻利地再回到驻地时,天也才鱼肚白。
  开饭时,毛泽东发现餐桌上忽然出现了如此丰富的内容,吃惊地问李开文:“聋子,你会变戏法不成,怎么弄出了这许多东西?”
  李开文咧嘴直笑:“我和两个战士回了趟延安。”
  毛泽东更是一惊,瞪圆了眼睛:“当真?”
  “当真。”
  毛泽东筷子一摔,脸沉了下来:“这样冒险的事,你也去干。你是位老同志了,为什么不守纪律?”
  李开文见主席真的生气了,忙分辩:“敌人没我们路熟。”
  毛泽东半天没动筷子。见李开文低着头,一个劲地抹泪,又有些不忍。于是招呼大家:“大家都吃吧,吃!别辜负了老班长的一番心意。这可是老李和两个战士豁出性命讨回来的。吃吧,吃了有劲,争取一年收复延安!”
  主席的话,真灵。李开文想。果然没出五个月,胡宗南的二十多万人马就被拖得疲惫不堪。只用了一年时间,胡宗南的三十四个旅便被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赶出了延安。
  延安收复后,毛泽东就率中央机关从此离开了陕北,东渡黄河,去了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
  这时,五十一岁的李开文,没再随部队去西柏坡,也没留在特灶班,组织上将他安排到了中共中央群工部。一到群工部,就被送进了中央干部文化学校。
  行前,李开文去和毛主席告别。
  毛泽东握着李开文的手,很久很久不放,动了感情地说道:“你先进学校学习,等革命胜利了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没文化不行啊!”
  李开文多么不想离开特灶班啊,不愿离开这么多年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和这些平易近人肝胆相照的中央领导。他强忍着,才没让泪水流出来。
  “有机会要来看我,”毛泽东叮嘱道,“不要躲我啊!”
  “要得!要得!”李开文声音有些哽咽,除了想到在四川学会的这句话,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三
  
  在中央干部文化学校,李开文硬着头皮,学习了半年。这样的机会,别人是求之不得的,李开文却觉得浑身上下不舒服。毕竟已经五十大几了,毕竟大半辈子是在烽火硝烟中度过的,忙惯了,也累惯了,陡然轻松下来,坐在安静的教室里,握着一支轻飘飘的笔,他真的不适应。他也很气自己,怎么一上课,不是思想爱走神, 就是一个劲地犯困?为此,他没少用笔扎自己的腿。他真的不想辜负了主席的教导,困难再大,也要拼命地学好文化。半年下来,他终于学会了一千二百〇六个字, 已经能看看报,学着写点简单的材料了。
  一九四九年七月,李开文从干部学校毕业了,他高高兴兴地回到中央群工部,要求给自己分配工作。
  部长李维汉和李开文算是老熟人了,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道:“李开文同志,组织上考虑你过去吃了太多的苦,现在就给你安排一个‘甜’的工作。决定派你去天津,当糖厂副厂长。”
  李开文一听,吓了一跳。
  “天津糖厂的干部群众很多吧?”李开文忙问。
  李维汉说:“一千多人不会少吧!”
  李开文直摇手:“不好,不好。”他寻思,这么多人,够得上一个整团的编制了。这么大个厂啊,自己哪有本事管好这么大的一个摊子呢。
  他说:“李部长,我不想去天津,也当不了那个领导,你还是让我回大别山吧!”
  “回老家?”李维汉有些意外。
  李开文没有拐弯抹角,他直率地说:“大军打到江南了,我的家乡早已解放,我回去工作;再说,老婆儿子在家里等着我呢!”
  李维汉沉吟了半晌,劝道:“老李啊,当年红军撤离大别山,那以后国民党军队和当地还乡团,就大开杀戒,与红军沾亲带故的恨不能斩尽杀绝,你的老婆孩子还能不能见到,恐怕都难说了。你听我的不会错,不去天津,就留在北京工作也行。”
  李开文叹了一口气,坚持说:“我还是要回去找她们,万一不在了,再说。十七年前,我硬着心肠丢开了她们,现在眼看仗打完了,天下太平了,我得回去偿还这些年欠她们的情。”
  这不是李开文一时的冲动。“革命成功以后回家”,这个想法已经埋在他的心里多年了。当年,他一脚把儿子踢开的时候,心里就是这样想的。他想,只要自己不是“光荣”了,部队很快就会打回来。只是想不到,这一走竟是十七年!
  李维汉知道李开文人老实,说不好假话,却脾气倔。既然他决心已下,自己也不便再劝,就要工作人员把李开文的组织关系先转到华东军区,再请他们把他的档案转到安徽去。
  离京之前,李开文想起了毛泽东“有机会要来看看我”的话,他想,这一去,就隔上了千山万水,今后不一定有机会再见主席了。听说主席住在香山,就一路问过去,最后在双清别墅,见到了毛主席。
  毛泽东自然也没有忘记这位“老班长”,了解了情况后,关切地问李开文:“你为什么不去天津糖厂呢?”
  李开文说:“天津糖厂的糖甜,也没有家乡的水甜。”
  毛主席一听,笑了:“你这是要‘叶落归根’啊!”
  李开文说:“我现在虽然认识了一千二百〇六个字,可我心里最清楚,不是一块当厂长的料子,没有那么大能耐。回到家乡后,找个自己能够干得了的,一定努力工作!”
  毛泽东得知李开文已经认识了一千二百多个字,高兴地说:“回去就回去吧,你要经常写信来。到哪里都要记住了,你是从中央出去的。”  
  这以后,李开文的组织关系从华东军区,转到了安徽,安徽有关部门最后把他介绍到六安地委组织部。
  地委领导试探着问:“李开文同志,你想从事个什么工作呢?”
  李开文说:“服从分配,什么工作都行。”
  “那你就回金寨县去当副县长。”
  李开文一听,又是吃惊不小。叫他去天津糖厂当厂长,他已经感到一千多人太多了,现在让他回家乡当县长,一个县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人,他哪有这个本事去领导?他又是把手像蒲扇般地摇,说:“不行不行,这当官的事我干不了。”
  地委领导见李开文的态度坚决,不像开玩笑,便十分为难,说道:“你先在地区住下来,再想想,考虑一下,过两天我们再落实这件事?”
  李开文说:“我就不在这里住了,先回老家看看。”
  地委领导于是说:“行,我找一个熟悉金寨的同志陪你去。你离家时间太长,有些地方可能已经不认识了,请一个人给你带带路。”
  李开文没有推辞。
  第二天天一亮,李开文就和地委办公室的一位小伙子出发了。他们乘一辆马车,颠簸了大半天,才赶到金寨县城。在县城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李开文就起床了。他说服了小伙子,再三说明山里走出来的人不会在山道上迷路,吃罢早饭,他就独自一人进山了。
  大别山和陕北的黄土高坡毕竟不同,进了大别山,人就像跌进了汪洋大海。奇峰峻岭,层层叠叠,连绵不绝。李开文走在既熟悉又已经陌生了的山间小道上,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如眼前的远山近水,波翻浪涌。
  那天,李开文披了一件当年从日本兵那里缴获来的军大衣,个子虽然矮小,却也显得十分精神。听人说,人生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是能够“衣锦还乡”,李开文不是那种显摆的人,但毕竟离家多年了,离开的时候,乡亲们只知道他还是个赤卫队员,肯定不清楚他现在已经是个有着十七年革命经历的老红军、老八路了,他想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乡人面前。
  尽管,山道上走着的只有他一个人,他却一点也没感到孤单。十七年间经历过的那些事,拉洋片似的,在他眼前又过了一遍。不知不觉天暗了下来,山里的夜,周围静极了,他一点儿也不胆怯,只觉得四周很热闹,长征路上、延安窑洞里结识的那许多战友和首长,一路就在陪着他。
  就这样,不吃不喝,竟也不知道饿,直走到天又亮了,已经来到家乡的板棚了,他才突然紧张起来。老婆还在不在人世了?当年被自己一脚踢开的儿子如果在,该是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了。那一对没见过面的双胞胎,也都长得比自己还高了吧?
  经过一间草房的时候,有条狗突然追上来咬他,接着,远远近近的大狗小狗都跟着叫了起来,叫声惊天动地,叫得他心惊肉跳。他忽然有些伤感:“自己离家的时间太久了,我已经成了这里的陌生人。”
  当他来到一片竹林时,兀自一惊。他分明辨认出:这就是他家屋后的竹林子。林子前面原先的房子却不见了,出现在眼前的,怎么会是一个简陋不堪的草棚子?
  李开文紧走几步,轻轻推开草棚的门。
  一个五十开外的山里男人抬起了头,好奇地打量着李开文身上的那件黄军衣,问:“你找谁?”
  李开文不由一愣。对方的脸上虽然刀削斧劈般地布满了皱纹,他一眼还是认出了:这正是弟弟李开香!
  李开文动容地说道:“我是开文啊,你不认得了?”
  李开香不敢相信地揉着眼,问:“你是开文哪,真的是你回来了?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李开文激动不已:“不是做梦,我是真的回来了!”
  从弟弟李开香嘴里,李开文知道,他离开大别山的那一年,国民党军队很快进了村,不但烧了他的家,所有当了红军的人家房子都被烧了,还四处追杀红军家属。他老婆张氏,虽是个小脚女人,为了逃命,连夜带着儿子李锦旭,抱着才出生不久的一对双胞胎,东躲西藏,不敢回村。那一年的冬天,雪下得特别大,天也出奇的冷,张氏躲在一个山洞里,因为没有东西吃,挤不出一滴奶,可怜那一对双胞胎眼睁睁地看着就饿死在她的怀抱里……
  听说张氏为自己遭到如此大难,两个娃娃也死得这样惨,李开文泪如泉涌。
  “锦旭那孩子,和你嫂子呢?”李开文小心地问。
  “你媳妇……改嫁了,李锦旭也被她带走了!”弟弟闷哧了半天,才告诉李开文这个消息。
  李开文只觉得有一盆凉水从头顶浇下来,脑袋里一片空白。
  弟弟劝说道:“你离开家以后,就没个音信,也不知道你是死是活,她一个妇道人家带着锦旭,日子过得不容易。她等了你整整十年,最后以为你不在了,她才死心,改了嫁。”
  李开文听了,不是个滋味。之前,什么样的可能他都想过:孩子他娘被白狗子打死了,打残了,或是被糟蹋了,唯独没想到她改嫁了。这十多年,许多战友,甚至首长,都劝过他趁早再找一个,他不找,就是盼望着回来的一天,偿还孩子他娘的这份情啊!现在自己终于回来了,面对的,却是这样一个难堪的局面。
  李开文长叹了一口气。
  李开香也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嫂子也是命不好,本来,这个男人对她还不错,没想到两年前也走了。”
  “怎么,他抛弃你嫂子,走人了?”李开文不解地问。
  李开香说:“他一病不起,两年前去世了。”
  李开文的眼睛一下发了直,盯着弟弟问:“消息准确吗?”
  李开香说:“前些时候锦旭还到我这来了一趟。那人把锦旭看成亲儿子,继父死了,锦旭难过得不得了。”
  李开文说:“那我要去看看她们母子。她们住得离这里远不远?”
  李开香说:“住双河,有三十多里。那人和我们一个姓,也姓李。”
  到家后,李开文才想到问问大哥一家现在的情况。
  只见李开香还没有说话,眼圈就红了:“大哥一家已经没有了。那年大侄子和大侄女听说你随红军走了,他俩也参加了红军,大哥大嫂这不就成了白狗子追杀的对象,到处躲藏,最后还是被还乡团逮到,活活打死。大侄子一去,至今没有消息;大侄女倒是前几年回来过一次,说她原先是在红军队伍里搞宣传,一次战斗中,被敌人俘虏了,敌人没有杀她,把她卖到湖北一个姓江的人家当老婆,姓江的人家对她还好,不然她也就寻死了……大哥一家人不能提了。”  
  当天晚上,李开文和弟弟挤在一张木床上,两人有说不完的话。李开文同弟弟说起他这十多年经历过的人与事,听得弟弟入了迷。他为哥哥九死一生揪着心,又羡慕哥哥居然和毛主席生活在一起。直说到鸡叫三遍了,两人仍没有一点睡意。
  李开文见天已大亮了,慌忙下床就要出门,李开香问他要干什么?李开文说:“我要把你嫂子接回来!”
  李开香“腾”地一下坐了起来,道:“哥啊,你疯了?嫂子虽然跟了你不少年,也吃了不少苦,可她毕竟改嫁了,成了人家的人;你现在是老革命,又在毛主席身边做过事,好歹是个官,啥样的女人找不到,非去找一个背叛过你的女人呢?”
  李开文说:“你嫂子改嫁,这不能怪她,是我先对不起她!”
  “哥,你听我说。”李开香从床上跳了下来,还要劝说李开文。
  李开文气恼地说:“你就不该这样想!”说着就出了门。
  
  张氏嫁到的双河乡离板棚有三十多里的路程,李开文甩开一双大脚板,一路小跑赶了过去。终于在一个半山腰的地方,找到了张氏后夫的家。但是大门却关得严严实实,敲了几下,寂然无声。不一会,远远地,就见一个小脚女人,提着一个竹篮子一摇一摆地走了过来。李开文早已认出:那正是张氏!
  他激动地迎上去,然后不声不响地停在她的面前。
  埋着头在走路的张氏,忽然发现一个男人挡着自己的去路,先就一惊。待抬起头细瞅,更是吓了一跳:她怎么也想不到,站在眼前的竟然是李开文!
  她一步没站稳,跌坐到了地上。随即爬了起来,一句话没说,就跌跌撞撞地朝家里奔去,进屋后,把门一关。
  任凭李开文怎样敲门,她就是不开。接着,就听到了女人透不过气的哭声。
  李开文忍不住地喊:“你打开门来,我有话和你说。”
  张氏说:“我没脸再见你。”
  李开文说:“那一年,你才生过孩子,我就狠心离开了你,这一生,我欠你的太多!”
  女人哭得更伤心,说:“……我也对不起你啊。可我没法子,两个孩子,连名字也没顾上取,就硬是被饿死了。为了能把锦旭拉扯大,我才想到再嫁,你不要怪我啊。”
  李开文说:“我没怪你,我知道你过得不容易。你快开开门,让我好好看看你。”
  女人说:“你走吧,你走吧,我不耽误你,你还是去找一个女人,好好过你的日子。”
  李开文拼命地敲门:“别说蠢话了,我要找别的女人,在部队就找了,在延安就找了,何必回到大别山来呢?我回来,就是要还你和孩子的情!”
  但是,直到最后张氏也没有开门,没有让李开文进屋。
  没有进屋的李开文,心里却仍然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踏实。离开前,他冲着屋里大声说道:“你等着我。我把工作落实了,就接你回去!”  
  李开文在路过响山寺时,才发现,过去比较热闹的响山寺这一片,也被敌人破坏得面目全非了,到处是残垣断壁。没变的,似乎只有响山寺的大庙。
  这是建于隋朝的一个古庙,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在李开文的记忆里,它曾经长年香火缭绕,有几名僧人,多时甚至有十几名僧人在此念经打理,四邻八村的乡亲们常会来此求神拜佛,是一处远近闻名的佛门净地。国民党军队占领的时候,赶走了众僧人,现在寺庙内四十多间房子,被人民政府利用起来,已经变成了响山寺粮站。
  这一意外的发现,使得李开文大为振奋。他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归宿,而且,寺内又有那么多的空房子,到时把张氏接过来,住的地方也无须再操心。在去双河乡的路上,他还一直犯着愁呢,没个窝怎么安家呀?现在好了,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李开文再去六安地委时,他便明确提出:要到家乡附近的响山寺粮站工作。
  地委领导感到不可思议,一个山窝窝里的粮站,那是哪一级?一个从中央机关下来的老红军,怎么可以派到那种地方去工作?
  但是,李开文的主意已定,地委只得先把他介绍到金寨县。
  金寨县委领导看了李开文的档案,知道了他的要求后,也十分为难。力劝他留在县里工作。
  李开文说:“我当了半辈子炊事员,后半辈子就让我还同粮食打交道吧!”
  最后,县委也不得不依了他,只好说:“你就先到那儿去,干干再说。”
  李开文主动向县委要了一个“响山寺粮站站长”的头衔,当天,就回山里去了。
  

        李开文正式上班的第一天,在粮站就闹出一个大笑话。
  那天,他敲开了粮站的大门,看门的老人见大清早要进来的是一个陌生人,问他干什么?他朝院里指了指,老人认为他是来找值夜班的,于是放他进去了。

  来到院子的李开文,发现许多东西堆得都很零乱,地上还撒了不少粮食,就动手拾掇起来,接着又找来一把大扫帚,自个儿扫起来。不一会便忙得里里外外的衣服全被汗湿了。
  粮站的职工上班了,见一个陌生人蹲在地上,正认真地把掉进砖缝里的粮食,一粒一粒地往外抠,好生奇怪。就问:“你这是干啥呢?”
  李开文头也不抬地说:“粮食是个宝,不该这样不爱惜呀!”
  有个职工不愿意了,嗔道:“老头,你是说谁呢,谁不爱惜粮食了?”
  李开文指着从砖缝中抠出的一大把麦子,生气地说:“我只一会工夫,从几块砖缝里就拣起一小把,这么大的粮站,仔细收拾,还不有个几十斤?”
  这时许多职工围过来,觉得这位陌生人纯粹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走吧,走吧!”
有的竟向他下了逐客令。
  李开文往起一站,说道:“你叫我走?嘿,从今往后,我就不走了!”
  大伙一听,乐了:“你不走,可没人给你开工资啊!”
  李开文见大伙笑得前仰后合,拍拍手上的灰,对围着他的职工,严肃地说道:“上班了,各归各位,快干活去吧!”
  直到这时,他才自报家门。大家也才闹清,原来这“陌生人”就是响山寺粮站新任站长。再以后,才进一步知道,他还是个老红军。
  等到李开文同原先粮站负责人办完了交接手续,他就去了一趟双河乡。这一次,张氏总算让他进了门,但工作还是没有做通。两趟不成,就三趟,这以后隔三差五,李开文就会去一趟,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也只是三顾茅庐,李开文为把张氏请回家,足足跑了七八趟。张氏终于被李开文的诚心打动,带着儿子,随他一同住进了大庙。
  李开文终于过上了有家的日子。他开始一门心思地工作了。
  赶到熟悉了业务之后,李开文方才知道,他向金寨县委要来的这顶 “响山寺粮站站长”的“乌纱帽”,并不像当初想得那么简单。原来,响山寺粮站是一个中心粮站,下面还管着古碑粮库、双河粮库、南溪粮库以及帽顶山粮库,管辖着方园上百里的地盘。为管理好这些粮库,通往这些粮库的山间小道,每一块石头都差不多被他踩过了。
  他一点也不像一个站长。踏着积雪走进那些粮库时,他的脚步很轻,直到守库的年轻人觉出冰冷的屋子里有了暖气,才吃惊地发现李开文已经把炭火盆烧着了,并且,已经把他们的裤子架在火盆上烤热了,见他们醒来了,他就会慈祥地唤道:“小同志,棉裤暖和了,起来吧,快到上班时间了。”
  他更像粮站的一个长工。别人不愿钻进去的黑漆漆的仓板底下,他钻进去了,把所有的鼠洞一个一个堵起来了;别人不愿爬上的高高的屋顶,他爬上去了,将黄鼠狼开的“天窗”一块一块补好了。别人想不到的一些小事,他也会当成大事来办,比如,让运粮进仓的每一个职工,下班时必须将鞋子脱下来,把塞进鞋子里的粮粒儿倒出来。谁也想不到,仅这一桩不起眼的小事,一年下来, 就“节约”了上千斤的粮食。
  粮库最大的消耗品,就是扫帚。“没有扫帚,找我!”他这样说了一声,扛起一根两头尖的扁担,带上弯刀,就自己上了大山。
  没出几天,响山寺粮站的大院里,便冒出了一座芭茅花的小山,站长室暂时就变成了扫帚加工厂。大家觉得难以理解。响山寺粮站又不是没有钱,为啥还要这样抠门儿,这样的累自己?他说:“啥都要用钱买,还要手干什么呢?”他觉得买来的扫帚不耐用,稀稀松松,没有骨头。毛主席早说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记住了这句话。他从来都是穿自己编织的草鞋,吃自己种的蔬菜,用自己编扎的扫帚扫地,用自己磨出的弯刀砍柴……
  响山寺粮站的下面,就是一个小集市,集市的边上,有一条一丈多宽的小河,多年来,河面上一直是架着几根树干当桥板,人走在上面,摇摇晃晃,大人都会格外小心,孩子们就更是提心吊胆了。一旦遇上连阴雨,山洪暴发,河水涨了起来,人们不但赶不成集,也没办法来粮站买粮食。李开文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于是他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备齐了木料,请来一个木工,两个人忙了一个多月,终于修成了一座桥。这事,一时传为佳话,当地山民就将这座桥称作“红军桥”。
  一九五六年年底,全国各条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人物云集京城,李开文当选上了全国粮食系统的劳动模范,并登上了大会的主席台。主席台上的周恩来总理,一眼认出了李开文。会议期间,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一听延安时期的劳动英雄,现在又成劳模,来到了北京,就高兴地对周恩来说:“故人来了,我是一定要见的。你派人通知他,会议结束后到我这里来一趟,我要请老班长到家里吃顿饭。”

  两天后,李开文在李富春夫人蔡畅的陪同下,走进了中南海的丰泽园,来到毛泽东主席的驻地。
  十二月的北京,已是冰天雪地,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李开文还是老样子:一身单薄的黑色小棉袄,一双破旧得已经能看得见脚趾头的黑布鞋。主席一看,皱起了眉头,说:“老李啊,你穿得太少了。”
  分别七八年了,再次见到毛主席,李开文早已激动得不行,哪里还感觉到冷?他声音洪亮地说:“主席,不冷,我一点不冷!”
  “没有讲实话吧,怎么可能不冷呢。”毛泽东回头轻声交代警卫员,立即去一趟王府井。警卫员瞅了瞅李开文的身高和脚的大小,就出了门。一顿饭还没有吃完,警卫员便拿来了一件皮大衣、一双毛皮鞋。
  “穿上吧!”主席说。
  李开文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慌忙站起来。“好,我穿上!”他知道主席的脾气,只能乖乖地穿上。
  这天,主席显得特别高兴,他和李开文聊起了在延安时的一些旧事和趣事。突然,主席像当年一样又唤了一声“聋子”,问他:“你在特灶班呆了十多年吧?”
  李开文说:“我从中央组织部炊事班调到特灶班以后,干了十一年。”
  “现在快六十了吧?”主席又问。
  李开文说:“明年整六十。”
  毛泽东高兴地点着头,夸赞道:“你这是当年‘大生产运动’的老英雄,又当上了新劳模,老当益壮,又立新功啊!”
  那一回,李开文就是穿着毛泽东送给他的那件皮大衣和那双毛皮鞋回到响山寺的。一到家,好多乡亲都拥上来,听说他不光见到了毛主席,还到毛主席家里作了客。身上的皮衣、脚上的皮鞋,都是毛主席送的,一个个羡慕死了,说他太有福气!县里举办“建国十周年成就展”时,想要他的大衣和皮鞋,他很高兴地交了上去,展出期间,这两件东西引起了轰动,一时间,领袖与伙夫的故事传得家喻户晓。再后来,展览馆留下了那件皮大衣,只把毛皮鞋还给李开文。李开文十分珍惜那双皮鞋,舍不得穿,当宝贝似的收在柜子里,想主席了,就把它拿出来摸摸、瞅瞅。一九六○年冬天,大雪封门,那年出奇的冷,一天他病倒了,村里的刘拐子来看他,他见走路本来就不方便的刘拐子专门来看他,脚上只穿了一双烂草鞋,脚脖子已经冻得发了紫,李开文就从柜子里取出了那双毛皮鞋,让他穿走了。
  
  四
  
  一九五八年,李开文六十一岁了,办了离休手续。县里考虑他不用再到粮站上班了,就动员他早一天把全家搬到县城去,住进“红村”。
  “红村”就建在烈士陵园的山坡下面,环境幽雅,出行方便,周围的生活设施比较齐全,这是国家专门为这个“将军县”的老红军建造的。
  但是,出乎人们的意料,李开文竟不愿意进城。县领导一次次上门,说你李老年纪也大了,还住在这样偏僻的山沟里,想买一样东西也很困难,别说生病住院了, 您还是搬到县里去吧。那里有医院,有商店,有学校,出门几分钟就可以到,大人孩子都方便,多好!而且户口也都迁过去。但李开文就是不依。他说:“你们就不要劝了,我这个人不习惯住城里,如果想住在城里,当年就不回来了,就留在天津或是北京了。我喜欢乡下,喜欢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的空气。再说,我也闲不住,这里有许多我可以干的事。你们要我住进城里去,闷也会把我闷死。”

  无奈,县里只好重新研究,就在响山寺给李开文盖了一处房子。在选址的时候,特地征求了李开文的意见,就盖在粮站后面不远的山坡上。对这处上下两层、两小幢的土墙瓦房,李开文十分满意:两幢都是底三间,上一间,外有走廊,楼上还有房廊。他同张氏住东边一幢,西边那幢则给了儿子李锦旭一家。这时李锦旭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如果还都挤在一起,显然也已经不行了。
  那正是火红的“大跃进”年代,李开文虽然离开了粮站,却来到了一个更大的舞台。金寨县作家王京隆,在《红军寿星》一文中这样写道:  
  李开文离休以后,他更加忙碌了。
  乌家河电站的电灯亮了。响山寺加工厂的机器响了。陈冲的砖厂出砖了。万冲的小水库灌满水了……他们都不会忘记李开文的一份功劳。他们的发电机、柴油机、磨面机、压砖机、动力线、祼体线、钢筋、水泥……差不多都是李开文帮他们从外地采购来的。

  只要你对他说一声“我急着呢”,他就会比你更急。他上合肥,去蚌埠,奔阜阳,跑芜湖,风风火火,热心地为大家办着事业。
  
  每次出去为响山寺的乡亲办事,同李开文做伴的都是大队会计陈从发。提起和李开文一道出差,陈从发直叫苦:“哎哟妈!简直受不了。他规定:一天伙食不超过五毛,一天的住店费不超过一块。有一回,饭太硬,他的五分钱小菜吃完了,还有半碗饭没咽下,我说:‘给你再添五分钱青菜下饭吧!’他说:‘不用,我咽得下去。’就倒一碗免费的白开水,硬把半碗饭吞下了。吞下后,他敲打我:‘不要大手大脚!十个钱要花,一个钱要省。’我就和他争论:‘哪有你这样省法的?社员托你办大事,还在乎你多花个块儿八毛的?’他一下生气了:‘你这是什么话?抱着人家的孩子就不怕鬼了?社员一个劳动日只有一毛多钱,挣一块钱,得掉一块肉啊!’
我真的服了。”
  大家最服他的,还是那时许多东西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得凭计划,只要李开文出面,人家知道他当过毛泽东的炊事员,都会给面子。再难开的锁,找到他,一捅就开了。
  那时,也有不少人提醒过李开文,说你闹革命那些年,李锦旭娘俩在家吃尽了苦头,眼看李锦旭都三十多岁了,趁你现在还‘风光’,快替孩子找个工作吧。李开文却不以为然,说:“当农民有啥不好?没听广播里说,甘祖昌将军解甲还乡还当了农民!”
  当然,这以后,李开文也有过不少苦恼。比如,说是为了“赶超英美”,全民大办钢铁,响山寺的农民也建起了炼钢炼铁的小高炉,炼出的是不是钢铁,他不清楚,却心疼山上那些合抱粗的大树全被砍光。接着,上面就叫各家各户把留作种子和口粮的稻谷都缴了上去,社员们没东西吃,就上山挖野菜,剥树皮,这让他联想到了当年红军过草地。接下去,响山寺就开始饿死人。他感到震惊。
  他想到过给毛主席写信汇报:现在下面的官僚主义不光“露了头”,已害死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他已经把信写好了,甚至准备直接去北京找毛主席。最后却被县里阻止了。
  不过,李开文怎么也想象不到,随着席卷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猝然而至,只因为他有着曾工作在毛主席身边的那段经历,尽管这时他已是年届七旬的老人,却迎来了一生最为辉煌难以忘怀的黄金岁月:人们对他的敬慕与尊崇,让他受宠若惊。
  一时间,隐在千山万壑深处的响山寺,成了许多人想往的去处。先是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小将,随后便是成群结队的社会各界的革命群众。最多时,他家屋前的场地上,周围的山坡上,通往他家的山道上,全挤满了人。红旗招展。欢声雷动。常常是,一人呼,群人应。口号声,掌声,此起彼伏,惊天动地!
  李开文在众人的簇拥之下,通过扩音器,给大家讲红军长征,讲延安大生产运动,讲他亲身经历过的那些故事。每当讲到爬雪山、过草地,煮皮带、吃草根时,山上山下喊声一片:“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辈!”
  那时确实苦,确实累。岂止是苦?岂止是累?那么多不怕苦不怕累的红军干部战士,就牺牲在长征的路上!为啥要三过草地呢?这都是张国焘害的。张国焘仰仗他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兵多势强,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同中央红军北上的路线相对抗,在四川的卓木碉另立中央。那时,他还是红四方面军的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九团属下一个炊事班长,这些历史,他是到了延安,调进了中央特灶班以后才知道的。
  这些事他讲不清,所以他没有讲。
  他讲在延安,毛主席亲手把白布毛边的奖状递给他。他讲在北京,到毛主席家里去作客。每讲到这样一些地方,就只见他家屋前屋后像刮起了七级风暴:“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一浪盖过一浪。
  虽然人山人海的场面,再以后,慢慢地就不多见了。但滔滔似水的人流,依然持续了许多年。他当然异常兴奋。每当一批人离开时,他都会主动送出门,送出很远,然后不忘热呼呼地嘱咐一句:“还来呀!”
  “来。”
  “常来!”
  接着拉着人家的手,双手抱着,紧紧地。
  不光有人来,有时他还会被人开车接出去,去学校,去工厂,去机关,或是去部队,去给年青一代讲他当年的故事。
  那些故事他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其实,也就是那些故事。那些故事后来就连响山寺的大人孩子都会讲了。
  那些日子李开文比谁都忙,顾不上家。家里的事基本上全靠张氏一个人张罗。张氏的身体一直不好,又是小脚,忙里还要忙外,不比李开文轻松多少。这一天,她的心脏病突然发作,李开文一下子慌了神,忙找人抬着她翻山越岭把她送进了县医院。张氏在住院治疗的几个月里,李开文一直在医院里陪护着。最后,眼看着张氏不行了,李开文才回了一趟响山寺,熬了满满一锅鸡汤,端到医院,一勺一勺喂着她喝。
  张氏喝一口鸡汤,抹一把眼泪,说她这辈子对不起他,拖累了他。李开文听了,眼眶也湿了,忙说:“你快不要这样说,是我欠你的太多,这一辈子也还不清。”
  张氏听了,猛地抓住他的手,流出了两行眼泪,声如游丝地说道:“我这辈子,值……没白活。”
  张氏去世的那一年,李开文七十二岁。孤孤单单地过了一年之后,便有一些热心人开始给他做起了媒。李开文已经不想再找女人了,觉得一个人过,也挺好,何况隔壁就住着儿子一家,自己有什么事,也能得到照应。但是,毕竟年岁不饶人,儿子一家人平日也都很忙,常常会有照应不到的地方,又架不住好心人的一再劝说, 李开文就找了本县丁埠一个教师的遗孀,姓罗,人很好,他也满意。谁知没过上三年,罗氏也因病撒手西去。
  两次婚姻的不幸,表面上看不出给李开文带来了多大的变化:饭量依然极好,一顿两海碗元宵,吞得很快,还是军人速度;他照样地起早,做操,拾粪,做操必做满三百二十下,拾粪必拾满一粪筐。只是儿子李锦旭发现:父亲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了。他每天爱一个人去屋后的林子里蹓跶,想着谁也猜不透的心事。这样,到了一九七五年,大概是春天的时候,一位副县长到响山寺来看望李开文,他对李开文非常关心,觉得李开文一个人过日子,终究不行,于是给他推荐了一个女人,一再说明,不是为他找老婆,是给他介绍一个“老伴”,李开文答应了。
  那女人姓陈,四十多岁,人称“大杏子”。“大杏子”长相不俗,过去的男人是在离响山寺不远的青山街上做银器生意的。也许因为她四十多岁了还风韵犹存,又不生孩子,还把钱看得很重,就有人传说她解放前曾在“窑子”里待过。这话很损,但传得很远,不少人还信以为真了。其实,这纯粹属于道听途说。
  “大杏子”来到李开文家,一开始也只想当好李开文的保姆,但当着当着,就有了想法,想到自己已到这个岁数,孤身一人活在世上,日子会越来越艰难;李开文虽说人是老了点,可他是老红军啊,要钱有钱,要荣誉有荣誉,这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如果嫁给他,自己的后半辈子就一点不用犯愁了。
  她是一个精明的女人,手脚又麻利,有了这种念头,自然就对李开文百依百顺。日子一长,李开文真的被她打动了。一辈子只知道苦、只知道累的李开文,终于知道了家庭生活竟是如此甜蜜,女人原来会有这么温存。不久,两个人便正式结成了夫妻。
  
  五
  
  毛泽东的去世,让李开文痛心疾首。随着“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地否定,人们对毛泽东也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的狂热,甚至可以像普通人那样品头论足,李开文渐渐受到了冷落,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改革开放,给当了二十年人民公社社员的大别山山区的农民,带来了不小的变化:土地和山场,被分到了户。过去干活,像战士们打靶,一块儿去,一道儿回,现在各家管各家,村里也没啥事再求李开文。
  变化最大的,还是人的变化。过去人人崇拜领袖,崇尚英雄,李开文的家也因此门庭若市;现在时过境迁了,他的家突然变得门可罗雀,冷冷清清。已经没人再找上门来,听他讲过去的故事。倒是有村民想到李开文在延安时,毛主席曾送给他一件皮背心,在北京时,毛主席还送给他一双皮鞋,他都给了别人,就说他“太傻”。想到他把多年的积蓄全拿出来,给大家修桥修路,就说他“太愣”!想着他干了十年的粮站站长,管着那么大的一个摊子,离休时,没让自己的儿子顶替进站,去吃“皇粮”,就说他“太糊涂”!尤其是想到他离休,县里上门来动员他把全家搬到县城的“红村”去,他不去,就说他“太自私”!说他如果那时让一家人去了县城,如今都成了城里人,吃香喝辣不说,孩子们再不用起早贪黑风吹日晒在土里寻食,当个被城市人低看一眼的农民!
  说他“傻”,说他“愣”,说他“糊涂”,李开文不生气。说他“太自私”,他想不到,更接受不了。
  其实,他想不到的事儿,接着就来了:婚后的“大杏子”,自恃是李家的女主人,从此掌管起了李开文的一切经济。当时,他的工资不能算低,城里工人的月薪只是二三十元,他已拿到了上百元。她把李开文的工资管得死死的,谁也别想从她那要走一文钱。李锦旭的两个女儿虽然嫁人,但家中仍有五口要吃要喝,生活非常困难。以前都是李开文接济他们,现在就再不可能从李开文那里得到任何帮助。李锦旭对父亲的积怨越来越深,父子的关系也日见冷淡。
  李开文是一个豪爽豁达之人,以往,但凡有亲朋好友来看他,他都热情地留人家吃饭;谁有个困难,他也会伸出援助之手。可自从“大杏子”当了家,这些事就再也没有了,甚至,人家连茶水也喝不上一口。这样,不但子孙们疏远了老爷子,亲戚朋友也罕有登门的了。
  更没想到的是,有一天,儿子李锦旭居然公开同父亲叫起了板。
  那天,李开文坐在门口正埋着头打草鞋,李锦旭走过来,没好气地问:“都啥年代了,你打草鞋谁穿呀?”
  李开文头也不抬地说:“都不穿,我穿。”
  李锦旭接着又问:“我这辈子你不管,就算了;你三个孙子有两个已经不幸了,就一个李运兵,你是不是也让他就在响山寺当一辈子农民?”
  李运兵是李锦旭的第四个孩子。他上面有两个姐姐,都没有念过一天书;一个哥哥,两岁半时溺水而死,死的时候连名字也没有。下面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弟弟李运江小时因为生病发高烧,没钱求医,在家拖了三天,患上了小儿麻痹症,现在十三四岁了生活也完全不能自理。李运兵虽然不笨,学习也用功,但他一直就在本地的学校念书,这儿的教学条件太差,留不住好老师,初中虽然毕业了,却没能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

  李开文没再说“当农民有什么不好”的话,而是说:“孩子考不上,我有啥办法?”
  “你得想法为他找个工作。”
  “我到哪去为他找工作?”
  李锦旭见父亲说出这样的话,一下火了:“天下不都是你们打出来的吗,这样的事也解决不了?”
  李开文翻眼看着也是快六十岁的儿子,闷声闷气地说:“我一天枪没摸过,天下怎么是我这样的人打下来的?”
  “你不也是老红军、老八路吗?”
  “是又怎样,嘴巴就比别人大?想要啥,就一定要给啥?”
  李锦旭问:“说这些话,到底啥意思?李运兵的事,你到底管还是不管?”
  李开文不说话,依然埋头打他的草鞋。
  李锦旭这时说了狠话:“你要真的一点不问,就当没我这个儿子,也没运兵这个孙子;你当你的老红军,我做我的老农民,咱父子的缘分,到此为止!”
  说罢,李锦旭将手里的东西一掼,扬长而去。
  李开文依然没说话,依然埋头打他的草鞋,打草鞋的指法却全然乱了。第二天,他就为李运兵工作的事,去了一趟槐树湾乡政府。
  乡里要他去找区里,于是他又跑了一趟古碑区政府。
  区里说,这事还得找县里才能解决。李开文就开始往县城跑,他从县民政局,找到县政府;又从县政府找到县委。大家对他都很客气,都很热情,都说这事会认真“考虑”,但他回到响山寺,就没有了消息。
  那时,响山寺到县城还没通公路,只能从梅山水库坐船去,每次要坐三个多小时。李开文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孙子李运兵不放心,就陪着爷爷一起跑。就这样,来来回回,跑了不知多少趟,也没跑出个头绪。
  就在李开文跑得心灰意冷,百般无奈之时,一个消息却让他陡然兴奋起来:金寨县委县政府根据有关的文件精神,决定解决红军子女的工作问题。得知消息的当天,李开文就赶到县城。到了县里才知道,这消息,不假,确有其事,但是文件规定得很死:只解决一个儿女的就业问题。
  “为什么孙子就不解决?”李开文想不通。当红军那年,他已经三十五岁,儿子已经八岁,现在儿子李锦旭早已是“花甲之人”,不需要谁再帮他解决就业,倒是孙子李运兵正该工作的年龄,却因为他是孙子,就不可以实事求是地给以解决吗?
  答复是:“不符合政策,不可以!”
  李开文只怪自己不走运,就准备乘船回响山寺。但他又咽不下这口气,想找个地方解解闷,便去了一趟“红村”。
  在“红村”听说到的情况,不仅让他大开眼界,更多了几分信心。人家说,尽管文件规定得很死,住“红村”的一个有着一双儿女的老红军,也是气不过,找到北京,最后找到了人,两个孩子的工作问题还是解决了;住上码头一个姓阮的老红军,家里的情况同李开文完全一样,儿子早到了退休年龄,孙子因为隔了代,县里不给解决,他认为这是些“混账”的规定,一气之下,砸了县政府的牌子,又去找县长,听说县长正在开会,他冲了进去,抡起拐杖就打,怒道:“老子参加革命的时候,你个狗日的还没出世,今天轮到你来规定我们现在才有儿子,不该是孙子!”
  听得李开文直发愣,问:“这位老同志,他孙子的工作解决了吗?”
  “能不解决吗!”
  李开文没急着回响山寺,他又去了县政府。那天,他也是拄着拐杖去的,接待他的,是一位姓姜的副县长。姜副县长一看李开文又找来了,很有些不耐烦,李开文便不依不饶地问:“我孙子的问题,你们到底研究了没有?”
  姜副县长说:“李老,我早就和你讲过,你孙子不符合政策。”
  李开文忍气吞声地又问:“政策不是人定的吗?有人找到上面,不符合政策的,最后也办了。”
  没想到,这位副县长望着李开文,用一种不屑的口吻说道:“你也可以去找中央,或者找省里,批个条子下来嘛!”
  李开文一听,气得手脚抖个不停。明摆着,这是存心不解决问题,反而拿话刺激人!了解他的毛主席、周总理早已不在人世了,他熟悉的陈云同志,和仍健在的曾在中央特灶班吃饭的那些首长们,他又到哪儿去找他们呢?
  只见他猛地扬起手,对着县长的脑袋举起了拐杖!
  然而,他的拐杖高高地扬在了半空,终究没有落下来。
  他望着已吓坏了的姜副县长,一句话没说,便离开了县政府大院,离开了县机关所在的梅山镇,乘船回到了响山寺。
  一路上,李运兵很是不解,说:“爷爷,你当年都敢砸延安的大狱,为什么现在却不敢打一个副县长?”
  李开文沉默了半天,才说:“情况不一样。”
  李运兵有点生气:“爷爷,像你这样温和,我的问题肯定没指望。真把事情闹大了,说不定就解决了。就是欠揍!”
  李运兵还要说几句,想想爷爷这么大年纪了,风光一辈子,却因为自己的事,这样受辱,又有些于心不忍。
  从那以后,李开文再也没去过县城,李锦旭也打消了让运兵到县里工作的念头。他们对这件事彻底死了心。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7-4-9 17:19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九九一年五月,陈桂棣应邀为安徽电视台写一部有关大别山的电视片。他去了金寨县,又一次去了李开文的家。不曾想,这是陈桂棣最后一次同李开文见面。李开文已是九十四岁高龄,耳聋,眼花,记忆模糊;说起话来,颠三倒四。
  当年从老人身上开掘过黄金的记者和作家们,已没有几个人再登他的门。他见到陈桂棣,和陈桂棣带去的摄影家康诗伟,激动得抓着他们的手不放。
  当时,陈桂棣还并不知道李开文为孙子李运兵找过工作的事,所以,李开文在谈话中颠颠倒倒地说他这辈子,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却对不起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孙子,对不住自己的一家人,念念叨叨,陈桂棣认为老人真的是老了,说起胡话来了。
  那天晚上,陈桂棣住在古碑镇招待所。夜里十点多钟,他已经睡下了,突然有人敲响了他的门。
  “谁呀?”他问。
  “我,找您说一件事。”门外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陈桂棣本来以为是随行的康诗伟,或者是招待所的服务人员,没想到进来的却是李开文的孙子李运兵。在这之前,他们并不认识。
  在有些昏暗的电灯光下,陈桂棣见自报家门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瘦瘦的,中等身材,长得挺精神。就问:“你真是李开文的孙子?今天在你家我怎么没看到你?”
  李运兵说:“我一直在山上干活。”
  “你是从响山寺过来的?”
  “是。”
  陈桂棣一惊:“这中间有十多里地呢。”
  李运兵说:“翻了四个山头。”
  陈桂棣不无惊讶地问:“你经过了月亮地?”
  陈桂棣第一次去采访李开文的时候,陪同前去的金寨作家王京隆就谈起过月亮地的故事。那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乱尸岗,闹红军的时候,红军在那儿杀过很多白狗子。红军西撤后,白狗子又在那里杀了很多的红军伤残人员、赤卫队员以及还是娃娃的儿童团员。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人民解放军又在那里镇压了一批国民党残匪和土豪劣绅。刘邓大军转移了之后,国民
党和“还乡团”又在那儿屠杀了许多革命群众。于是那地方早已是尸骨垒尸骨,一层又一层,这么多年过去了,到了夜晚,依然是磷火乱飞。不少人大白天路过那里,也会毛骨悚然。但是,从李开文家来古碑,那又是必经之道。不知是谁为那样一个地方取了一个这样有诗意的名字:月亮地。
  李运兵说:“是的。那段有一里半路,我也是麻着头皮走过来的。不是有要紧事,我也不会这么晚来找你。”
  他犹豫了一下,才不好意思地说,爷爷告诉他,今天有两个记者到家来了,就想请你们帮一个忙。前些时候,家乡办了一个缫丝厂,他想进这个厂,但进厂每人就必须先拿出两千块钱的押金,说是集资款,到时会还。问题是,现在他拿不出这笔钱。
  说着,他掏出了一张纸条,是李开文写给县领导的,落款处,工工整整地盖着李开文的私章。希望陈桂棣做做县领导的工作,能否将这两千块的进厂押金,予以减免。
  陈桂棣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又看了李开文的信,他感到了困惑。想象不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红军,一个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多年的老革命,仅仅是为解决孙子能够进一家乡镇企业所需要的这点押金,竟会给县领导写出这样一封“恳求”的信,并且,又是如此郑重其事地要孙子半夜跑来求一个外地的作家,从中相助!
  尤其是听到李运兵介绍了李开文这么多年为他跑工作的事,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与难堪,老陈感到震惊,竟然一时语塞。
  他真的为李开文老人感到难过。
  他想,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李开文是否为当初的这种人生选择,后悔过呢?当他踏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曲,毅然离开中央机关,回到大别山的深山老林,他是否想到过,当他毅然放弃了他应该得到的那一切时,那些本该属于他的东西便不可能失而复得了呢?
  假如,老陈在想,假如李开文当年去了天津,去当他的糖厂副厂长,或者就留在金寨县城,出任这个县的副县长,也就不会再有这些事情。
  可是,如果是那样,也就不是他李开文了。
  陈桂棣认为,李开文一生都在无私地奉献,从不麻烦组织,现在请组织上帮他解决这样一件小事,应该没有问题,于是就把条子接了过来。
  李运兵再三感谢,要连夜回村。陈桂棣考虑这时已太晚了,又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里,别说还要路过那片乱尸岗,大别山的夏秋两季,山道上的蛇还很多,非常不安全,他想留李运兵住一晚,天亮再走。但李运兵执意要走,怎么也留不住。
  第二天,陈桂棣专门去了金寨县委,找到了一位有关领导。当得知老陈此行的目的是想帮助李开文的孙子解决工作问题时,马上说:“中国只有九个将军县,金寨就算一个。五十年代第一次授军衔时,从这里走出去被授了中将以上的,就有头十个。授予少将,或相当于部队军师一级高级干部的,少说也有了二三百,像李开文这种情况的人,太多了。如果都写条子要求
解决,我们的工作确实不好做。”
  陈桂棣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但他不甘心,还准备替李开文再说上几句话,但对方显然没有了耐心:“你说的这些情况,我都清楚,这事我们会考虑的。条子你也还是拿走,放在我这里没有用。我马上还有一个会。”说着就站起来,就朝门外走去。
  陈桂棣尴尬极了,只得收起李开文的那张字条,离开了这位县领导的办公室。他知道,李开文和李运兵正在家里眼巴巴地等着他的消息,他也应该向他们反馈一下来县里的情况,但是,怎么说呢?事情没办成,他没办法向李老交代啊!
  
  六
  
  多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春桃在陈桂棣的一本书中发现了李开文的这张字条,问起这件事,陈桂棣讲起了李开文上面的故事。
  当时,春桃就问陈桂棣,李开文还活着吗?他以后的情况又怎样了?李运兵后来找到工作了吗?那个“大杏子”呢?李运兵那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弟弟李运江,是否也得到了医治呢?
  谁知,陈桂棣竟是一问三不知。他说,完成了那部《魂系大别山》电视片的撰稿之后,十多年了,他再没去过大别山。
  春桃真的有点生气了。人啊,为什么都会变得如此冷漠,对这样一位革命老人的命运漠不关心?
  
  二○○九年金秋十月,在陈桂棣的陪同下,春桃终于去了一趟被层峦叠嶂严严实实包裹在大山深处的响山寺。她要自己去解开这些谜团。
  在响山寺,他们首先找到了那座大庙。当年的响山寺粮站,已从庙中迁出,大庙又成了香火缭绕的去处。两人沿着大庙一侧的一条土路,弯弯曲曲地前行了两华里,就来到了李开文的家。
  他的家,在一个山坳里,三面的山坡上有着茂密的树木与竹子,门前是一大片平平坦坦的场地。场地紧挨着他家的责任田,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完了。李开文曾经生活过多年的两层楼房,还是五十多年前建的,又多年失修,现在墙皮已严重剥落,墙的颜色也深深浅浅,斑驳不堪。但是大门两边的土墙上,当年用红漆书写的毛主席语录,却依稀清晰可辨。一边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一边是:“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望着风雨侵蚀过的这些文字,不禁让人感到世事的沧桑,历史的无情。

  两人去的时候,李开文家里一个中年女人在灶间炒着什么,边上站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通过介绍,得知那女人是李开文的孙媳、李运兵的妻子张明珍。小女孩是他们的孙女。她把我们让到屋里坐下,就跑到隔间去打电话。她告诉我们,前面不远有一户关系不错的村民盖房子,李运兵正在他家帮忙。
  张明珍先领着参观了一下这几间屋子。她说,这里原先有两幢楼房,她们一家住在李开文隔壁,十几年前,她们住的那幢楼倒塌了,她们就搬到李开文住的屋子里来了。难怪,在门前左看右看,怎么也找不到陈桂棣描述过的另一幢一模一样的房子。
  也许是因为老屋的墙面没有粉刷,地面上铺着的又是深灰色的砂浆,虽然外面是艳阳高照,屋子里的光线并不好,显得有些阴暗。两人在屋子各处转了一下,发现这个家,几乎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许多家具也还是李开文当年用过的。李运兵夫妻睡的那张床,就是李开文已经睡了多年的老式木床。客厅的餐桌,也还是陪伴了李开文大半生的一张山区农村常见的四方桌。就连洗脸架、洗脚盆,也都还是李开文早年添置的。厨房那个齐腰高,有两平米见方的烧饭用的灶台,张明珍说,这是当年李开文亲手打造的。这是怎样的一个灶啊!在烧火的这一边,造了一扇两米高、酷似京剧脸谱那样的屏风,屏风的作用,也许是为了把烟挡在一边,好让在另一边做饭的人能舒服地操作吧。由此,可以想象,曾在中央特灶班当过十多年班长的李开文,是个爱动脑筋,有所建树的人,他居然把徽派建筑中的封火墙,搬到了一个小小的灶台上。
  一会儿,李运兵回来了。出现在两人面前的李运兵,头上身上都是灰,挽着裤脚,一边高一边低,岁月在他瘦黑的脸上,留下了不少印痕,已经是一个标准的中年农民。对于客人的到来,他表现出了十分的热情。不过,他好像完全不记得曾和陈桂棣接触过的事,陈桂棣提起来,他才猛地想起。
  陈桂棣问他:“你后来到了那家缫丝厂工作吗?”
  李运兵说:“去了。县里不解决,我们只好东挪西借,最后凑齐了两千块钱押金,才进去工作。”
  “现在还在那个厂干吗?”春桃问他。
  李运兵叹了一口气,说:“早不干了。我在那里干了六年,月工资只有二三百元,本来讲好交的押金是会退还的,没想到那是骗人的鬼话。后来厂子倒闭,我们找了好多次,干脆连人也见不到了!”
  他说,在响山寺无事可做,就外出打工了。他去过青岛,也去过无锡,别的技术工作干不了,主要在建筑工地拎泥兜子,每天干活都在十小时以上,能拿到六十块钱。这样干了两年多,终因年纪偏大,有一天出力太猛,伤了腰,从此以后再没出去,就在家里侍弄着两亩地。虽然种地是苦了点,却也已经习惯了。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弟弟李运江,早在他没进缫丝厂的三年前,就已去世。辛劳了一辈子的父亲李锦旭,也在他还没离开缫丝厂之前就“走”了。他们都再不会感到日子难过了。现在,他的两个姐姐,一个妹妹,都嫁了人,在这不大的老屋里,住着他们一家老小五口人。
  想不到他们的儿子李磊已经二十五岁了,十八岁当兵,已退伍多年,现在在乡里派出所临时当协警;他退伍回来就学会了开车,听说槐树湾乡和古碑镇要合并,正需要一名驾驶员,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呢。但明知道这对他是一个好机会,可是,他们上面没人。
  陈桂棣和春桃听懂了:今天的李磊又遇到了他父辈李运兵当年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困难。同样的无助。
  一直在认真听的陈桂棣,这时突然问:“‘大杏子’陈氏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李运兵妻子张明珍回忆说:“就是李运兵去古碑招待所找你的那一年。”
  她说,“大杏子”去世之前,曾在县城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她一直在那里尽心尽意地服侍着。谁都知道“大杏子”这些年存了不少钱,但直到咽气,她也没有吐露半句。开始还以为她是把钱给了娘家人,直到人已咽气了,给她换寿衣,就在脱她身上的那件棉裤时,发现裤脚的一处硬邦邦的,拆开来一看,居然是一本存折,上面还存有一万两千多元钱。
  张明珍当时吃了一惊。多险呢,差点就被烧掉了!
  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女人,宁愿这些钱烧了,她也不留给李开文的后人。
  李开文娶了这样一个女人,是多么的不幸!当张明珍把存折的事告诉李开文,李开文听了,竟毫无反应,一个人枯坐在灶前发愣。他正为“大杏子”从此离他而去,十分悲恸。
  李开文早在十年前的一九八○年春天,就为自己选好了墓址,三年之后修建完工。现在,他首先把“大杏子”葬了进去。
  为啥要把“大杏子”葬进李开文精心修建的坟墓,李运兵和张明珍,两个人都有点想不通,就问李开文,李开文听到了,却一声不吭。
  李运兵说:爷爷一直活到九十四岁,还是自己照顾自己,轻易不去麻烦别人。他的生活还是那样有规律,天麻麻亮就起床,依然是做操、拾粪。做操必做满三百二十下,拾粪必拾满一粪筐。他还喜欢上山砍柴,然后把柴剁成一截一截,他一辈子只烧柴,不用煤气。没事的时候,他就搬出还是在延安时亲手做的“草鞋扒子”, 坐在太阳底下,打他的草鞋,他很少穿布鞋,或是皮鞋,一辈子也只爱穿草鞋。
  他的饭量还是那样好,早晨一大碗稀饭,放红白糖,一个鸡蛋;中午晚上都是两碗干饭。只是他已耳聋,眼花,记性不行了,生活开始变得有些不方便。张明珍就过去每天给他做做饭,洗洗衣服,帮他打扫打扫卫生。
  一九九一年冬天,也就是“大杏子”去世半年之后,一个傍晚,张明珍说,爷爷突然对她说:“张妹子,你也服侍我不少日子了,我明年三月就走了。”
  张明珍说,她原以为老人是随口讲的,并没有当真。谁知,第二年的三月,清明节的前三天,爷爷提出想吃红烧肉,这天晚上,她就给他做了一菜碗红烧肉。没想到,李开文竟把一碗红烧肉都吃光了。饭后,他还在门口蹓跶了一会儿,就回屋睡觉了。可睡下不久,就忽然坐了起来,把垫在床上的稻草一根一根地拽出来,堆在床中间;然后他的两只手就不停地上下翻动,那样
子又像在埋头打草鞋。
  开始,爷爷不出声,慢慢儿,他的嘴里便念念有词:“毛主席、周副主席、蔡畅大姐,你们来接我来了?”
  听到响动,张明珍慌忙赶过去,怕他有事。谁知他是真的有事了。当时她就吓坏了,觉得爷爷魔疯了。只见爷爷神采焕发地看着窗外,激动地念叨起来:“哎呀,来这么多人。又是马,又是轿,锣鼓喧天的……你们别着急,我天把就去了!”
  李运兵说,当时他也跑了过去,他和张明珍两人不停地喊着李开文,但李开文已经什么也听不见,只是一个劲地拽草,一声接一声地,异常兴奋地挥着手,在和谁搭着话:“我是李开文,不认识了?我是李开文呀!”
  他在床上坐了一夜,拽了一夜的草,嘴巴里也念叨了一夜,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
  突然,周围一片寂静。李开文不再出声,但他还是那样兴奋,静静地挥着手,专注地凝视着窗外。
  过了很久,李开文还是那样一动不动。
  当李运兵和张明珍知道李开文其实已经咽气,这才放声大哭。
  
  临近傍晚,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李运兵夫妻带着我们踏上了通往李开文墓地的小路。墓地就在屋后的半山腰,这是他们家的承包山地。山上没有什么大树,除少量的油茶树和板栗树,大量的都是叫不出名字的野生杂树。看得出,平日这条路很少有人走,没走出多远,就见不到路,尽是枯黄的野草,以及齐腰深的灌木。虽然山不算陡,我还是累得有点气喘。大约走了一
华里左右,在一个陡坡的边上,我们看见了李开文的墓。

  看到墓的那一瞬,我禁不住一愣。
  这哪里是一座坟墓啊,它分明是延安的一处窑洞!
  墓穴是从一面光滑的崖壁掘进去的,已被封实的穴门上方,呈明显的半弧形,酷似我们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延安窑洞特有的门廊;门廊的顶部,居中位置,镶嵌着一枚硕大的、红得耀眼的五角星!
  整个坟墓藏在一个山坳里,墓门的前方却是豁然开朗,正对着响山寺大庙。正对着李开文当年工作过的响山寺粮站。
  整个墓地,既隐蔽,又向阳,既别具一格,又朴实无华,一如李开文这个人。
  我们在墓地前静默了许久。周遭万籁俱寂。夕阳中的油茶树、板栗树,以及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花杂草,全悄然无声。
  我想,辛劳了一世的李开文,终于和给了他一个“家”的温馨的“大杏子”,在这没人再来打扰的地方,可以永远地安息了。
  
  后记
  
  1974年作为水电部“淠史杭灌区欣欣向荣写作组”的成员,陈桂棣曾在六安地区生活了三年。从那时起,就开始关注大别山老红军的故事。走访了安徽境内的一大批著名的老红军战士。
  1991年建党七十周年之际,陈桂棣应安徽电视台邀请,为《魂系大别山》撰稿,多次深入当年的鄂豫皖苏区,多次采访其中著名的老红军战士,并为此在上海图书馆阅读了一个月的国共两党的相关资料。后在安徽省党史办和合肥市政府的帮助下,将电视脚本单独成书,并配发了一批十分珍贵的照片。党中央最早派驻大别山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的郭述申同志题写了书
名。省党史工作委员会和六安地区党政部门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
  这以后,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些老红军的命运。2009年国庆,在金寨县作家王京隆的陪同下,我们找到了李开文的后代——李运兵、张明珍。他们把我们带到了李开文的墓前,向我们陈述了李开文的最后岁月。我们感到极度震撼,灵魂受到了净化。
  在此向帮助过我们和向我们提供过资料的这些单位和个人深表谢意。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7-4-9 17:20 | 显示全部楼层
黄安战役后,1932年1月中旬,徐向前又乘胜组织商(城)潢(川)战役。这次战役,他再次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在豆腐店地区以10个团的兵力,击溃敌19个团的兵力,使刚刚投入鄂豫皖战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一出马就大败而归,敌第二师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师长汤恩伯也被撤了职。商城守敌五十八师惧怕重蹈黄安覆辙,也弃城南逃,红军不战而克商城。这次战役,歼敌约5000余人,缴枪千余支。随后,红军乘胜北上,围固始,克三河尖,敌军闻风丧胆,纷纷退守光山、罗山、潢川、麻城、宋埠等地,依托工事坚守。此时,豫南敌军正如刘峙给南京政府特急电中说的,“因防剿已久,以种种困难,非惟无功,每多失利,官兵志气衰惫,又不愿剿办,似此情形,极为焦灼,深恐一旦溃决,不可收拾”。皖西敌军,也企图沿淠河东岸据点固守。

  两军对垒,智勇者胜。高明的棋手,每走一步,都必经深思熟虑。走第一步时,就想到第二步、第三步以至更多的步子。徐向前全局在胸,在组织每次战役之前,都事先准备一个腹案,有个初步打算,并且随着情况的变化发展,不断修改完善。常言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他在作出重要决定之前,都要反复听取别人的意见。

  在固始地区,徐向前获悉皖西敌陈调元部已进占苏家埠和青山店,准备继续向根据地进攻。为了定下对敌之策,在方面军总部的军事会议上,他一面抽烟,一面细心听取大家的发言,这时候天空正飘着雪花。瑞雪兆丰年,虽然前一年全国遭到了大水灾,但在鄂豫皖苏区却是个少有的丰收年。徐向前无暇考虑更多,他现在想的是怎样把这次战役行动安排更周到些。

  这时敌人的部署是:陈调元在六安至霍山一线部署了12个团,以苏家埠为枢纽,沿淠河东岸构成一线防御。在六安县城,驻有岳盛瑄的四十六师师部和五十五师的一六三旅,还有一三七旅和警备二旅的各1个团;在马家庵驻有一三七旅旅部及二七四团;在韩摆渡驻有警备二旅的1个团;在苏家埠驻有一三八旅全部和一三六旅旅部及1个团;在青山店驻有一三六旅的另1个团;在霍山县城驻有警备一旅。敌人的二线兵力的配备是:合肥驻有五十五师另两个旅,潜山驻有五十七师,蚌埠驻有第七师,距六安、霍山都比较近。从敌人的布阵中,徐向前找出了皖西这个弱点。决心继续采取“围点打援”的作战方针,东出皖西,首先将苏家埠、韩摆渡、青山店等地敌人包围分割,吸引援兵,在运动中歼灭一部,然后再吃掉这个点上的敌人。会上,有人提出:

  “敌人吃过几次亏,会不会不来呀?”

  徐向前说:“我想万一不来,再走下一步。”

  会议最后决定东出皖西的部署:由陈赓率十二师留在商潢地区,牵制豫东南之敌,总部率十、十一师东进,在独山同七十三师会合,然后东渡淠河。具体部署是:以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和霍山独立团围困青山店并负责阻击霍山出援之敌,以十师包围苏家埠,如该敌向青山店求援,则在青山店以北选择有利地形,坚决予以阻击;十一师进击韩摆渡之敌,并准备阻击从六安出援之敌。战役预定于3月22日拂晓发起。

  3月18日,徐向前率领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第十、十一师由固始向皖西地区挺进。在独山镇与七十三师、霍山独立团会合后,于21日晚由青山店以西的两河口渡过淠河,各部队按照原定计划,分别向目的地进发。青山店的敌人被包围后,22日中午,苏家埠敌两个团赶忙出援,进至芮草凹以南地区时,与红十师先头部队二十九团遭遇。红军先敌抢占了大花尖高地,敌被迫在金杯塘以东一带凭借断崖进行顽抗。

  徐向前来到十师指挥部,一面听王宏坤汇报,一面用望远镜观察前方情况,只见部队正与敌人激战,就问,“攻小山包的是哪个部队?”

  王宏坤说:“二十九团,老部队,很能打仗。”接着又把二十八团和三十团的位置作了报告。

  对十师这支部队,徐向前太熟悉了。他自从1929年夏天来到鄂豫皖边区后,就同他们朝夕相处。这个部队许多人的名字和脾气习性,他都可以一一说出来。他看到敌左翼暴露出弱点,对王宏坤说:“赶快命令二十八团和三十团向敌左翼迂回,坚决消灭敌人。”部队接到命令后,迅速插向敌左翼侧后。敌人发觉处境危险,即向后收缩。敌人一收缩,顿时陷入混乱。十师的3个团分成两路,向敌人猛攻,敌人全线崩溃,一个营被歼,余敌退回苏家埠。十师乘胜包围了苏家埠。与此同时,十一师也向韩摆渡、马家庵守敌发起进攻。敌人仓惶逃入六安城。

  23日,六安守敌为解救苏家埠守敌,派出两个团的兵力,经马家庵沿淠河南下。敌先头部队刚过韩摆渡,便遭到红军的夹击,被歼一部,余敌来不及退回六安,一个团缩进韩摆渡,一个团逃入苏家埠。红军遂将韩摆渡包围。至此,苏家埠、韩摆渡、青山店之敌被分割包围。

  苏家埠,位于淠河东岸,与皖西北苏区隔河相望,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敌人经过多年经营,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在苏家埠的北、东、西三面,环绕着一道沟深2米、底宽3米的城壕和一丈多高的土城,设置了5道栅门、5道吊桥、5座炮楼。此外,在镇外还构筑了高大的木城。在韩摆渡、青山店,敌人都构筑了坚固的工事。

  徐向前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他在会上说:“苏家埠、青山店和韩摆渡等敌人据点,寨墙高、壕沟深,工事坚固。而我们呢,一是没有几门炮,二是炮弹、手榴弹也不多,缺乏攻城器材,强攻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将敌人包围分割。我们要把工事修好,给他来个长时间的围困。敌人出来,就依托工事把它消灭。敌人增援,就在运动中予以歼灭。这样,既可充分发挥我军善于野战的特长,又可避开我们缺乏攻城器材和经验的弱点,做到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他更强调两点注意事项:一是围困的目的首先在于打援,以便更多地歼灭敌有生力量,各围困部队要做好持久的准备。陈调元老奸巨滑,不看准是不会派出援军的。这就需要时间,要有耐心。二是如果敌人来援,担任打援的部队必须速战速决,否则,就会陷于两面作战的被动地位。他还分析了敌人可能来援的几种情况,指出霍山守敌只有一个旅,抽不出更多的兵力来增援;六安敌兵力不少,合肥还有一个师,要准备他们从那个方向增援。要把六安方向作为打援的重点。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7-4-9 17:21 | 显示全部楼层
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徐总指挥的意见。决定下一步的方案是:以十师二十八团和三十团围困苏家埠守敌;十一师三十二团和六安独立团包围韩摆渡;七十三师和霍山独立团除继续包围青山店外, 准备打击霍山来援之敌;十一师三十一、三十三团在六安西南的平头岗、樊通桥一线,占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准备打击六安出援之敌;十师二十九团为总预备队。此外,六安、霍山两县的赤卫队,在各该县城附近开展游击活动,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中共六安县委发动广大群众支援红军作战。每天给红军每个师运粮的就有1000多人,加上打柴队、运输队、洗衣队、担架队、慰问队,动员民工达1万人以上。在苏家埠、青山店、韩摆渡前线,到处歌声阵阵,手车辚辚。担负围困任务的部队,在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昼夜抢修工事,仅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环绕敌据点构筑交通壕、盖洞、掩体等工事的任务。苏家埠、青山店、韩摆渡等地守敌,已成瓮中之鳖。

  敌四十六师师长岳盛瑄鉴于苏家埠、韩摆渡两地守敌处境危险,急忙于3月31日命令六安、霍山两地敌军派兵增援。当天,北面之敌五十五师一六三旅、警备二旅一个团和一三七旅二七三团,共4个团的兵力,在飞机掩护下由六安出动。岳盛瑄也亲到十里桥督战。敌先头部队两个团已进至苏家埠北的凉水井、桂家老坟一带。徐向前总指挥带领参谋人员亲临前线,不时用望远镜观察战场的变化情况。看到敌人队形已混乱,认为反击时机已到,便命令二十九团投入战斗。号音一响,按照原定计划,十一师三十一团、三十三团在西,二十九团在东,象一把铁钳,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激战,敌先头部队被击溃,敌二七三团被全歼,敌团长也当了俘虏。敌警备二旅的一个团溃不成军,仓惶地逃入苏家埠。岳盛瑄见先头部队失利,率一六三旅退回六安。南面霍山出援之敌也被红七十三师击退。青山店守敌独立团冒死突围,被歼过半,残敌一部绕过淠河西岸逃入苏家埠,另一部逃至霍山东北舒家庙被地方武装歼灭。

  3月31日,方面军总部移驻苏家埠以东的朱大院墙,徐向前和前线指挥部驻苏家埠东南一里多路的永慧寺。

  徐向前在地图前面站着,思考着连日来的作战情况。根据情报,敌人这次增援失败后,岳盛瑄惧怕六安被围,除放下1个团踞守外,已于4月4日率部退守六安以东的金家桥了。徐向前在地图上找到金家桥的位置,认为敌人经打击后,六安、霍山两地敌人已无力再援,可以实行第二步计划了。随即调整作战部署,以十师二十八团和三十团、十一师三十二团和六安独立团分别继续围困苏家埠、韩摆渡;以地方武装和赤卫军监视六安、霍山守敌;集中七十三师全部、十师二十九团、十一师三十一团和三十三团,共6个团,就地休整,待机歼敌。

  4月正是黄梅季节,阴雨连绵。红军的交通壕里积满没膝深的水。作为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只要有空,总是要到各部队去看看战士们的生活情况。这天,他来到十师的一个连队。战士们见到总指挥来了,大家象忘了在“水沟”里似的,围拢过来。

  徐向前关切地问:“有没有生病的,敌人据点里有什么动静?”

  一个班长回答说:“大家身体都很好,没有病号。老乡们送来大米、猪肉,真象天天过年。敌人开始还很神气,常常打枪打炮,现在死气沉沉。听说镇内早已断粮了,敌人把老百姓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抢光了,军马杀完了就吃老鼠、鸟、猫、狗,现在有的已在吃人肉了……”

  徐总指挥当即命令部队:“加强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苏家埠四周红军的政治战更加活跃起来。红军战士向敌喊话,地方党和政府派出宣传队,日夜呼叫。不知是那位能人,还编出这样的“劝降诗”:

  “老乡老乡,快快缴枪。放下武器,红军有赏;若不缴枪,困饿死光!来当红军,前途亮堂;愿回家乡,发给光洋。优待俘虏,人身保障;早日来归,早见天光。”

  “老乡老乡,不要打枪。本是穷人,理应反蒋。为蒋卖命,为的哪桩?上有父亲,下有儿郎;一年到头,难见妻房。长官待你,何处一样?长官洋面,鱼肉鸡汤。你们吃糠,树皮啃光;更有兄弟,饿死床上。一飞机运粮,有啥指望?”

  “红军围城,铁壁一样。‘待援’‘突围’,都是妄想。今日觉醒,不要上当。调转枪口,对准刘王(指刘玉林、王藩庆两个旅长)。活捉陈贼(指陈调元),欢庆解放。”

  在红军的军事围困和政治攻势下,敌军心更加动摇,携械投降的日多。敌警备二旅一个团副哀叹:“被围达二十余日,外绝援军,内乏粮袜,马匹食尽,皮制之马鞍与皮鞋等,亦都视为珍品。共军则白饭大肉,隔壕举碗相呼,军心沮丧。”岳盛瑄眼看苏家埠、韩摆渡守敌日益危殆,连连向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呼救。此时的陈调元,也是智穷力竭,无能为力,只能向蒋介石频频告急。

  4月下旬,蒋介石委派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率3个多师15个团约2万人从合肥等地增援出来。

  “敌人来了那么多,打不打,是个难下决心的事。如果打不垮他们,附近只有韩摆渡的一个渡口,又逢河水猛涨,我军没有退路,弄不好要被压下淠河‘放鸭子’。打仗,要想困难的一面,不能只想胜利的一面。把不利条件,有利条件,败的可能性,胜的可能性,通通估计清楚,才好下决心。敌众我寡,背水作战,决心不大好下。这个时候,张国焘不想打了。陈昌浩支持我的意见,打!”(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83-184页)

  徐向前同政委陈昌浩当即决定:留下两个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分别继续围困苏家埠、韩摆渡,集中两个师的主力,共7个团的兵力,在戚家桥、樊通桥一线,依托既设阵地和有利地形坚决阻击来援之敌,力争予以歼灭。随即命令七十三师在樊通桥以东地区担任正面阻击;十师主力位于右翼,十一师主力位于左翼,伺机迂回包抄,合击敌人;另以七十三师一个营和六安独立团进至陡拔河以东佯作抵抗,诱敌深入。

  5月1日,诱敌部队与敌接触后,边打边撤。敌先头部队第七师第十九旅紧紧尾追,渡过陡拔河。5月2日天降倾盆大雨,河水猛涨。已过河的敌第十九旅孤军深入,遭到猛烈阻击,伤亡惨重,士气顿挫,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境地,便仓惶后撤。而敌后续部队因不明情况,仍继续前进,以致人马拥挤,互相践踏,混乱不堪。红军乘胜冲杀,敌中弹落水的不计其数。敌十九旅大部被歼。尚未过河的敌人,见先头部队失利,慌忙抢占附近的老牛口、婆山岭等高地,妄图凭险顽抗。此时,按照徐向前总指挥原定计划,十一师主力已由六安城南的七里井、五里塘、大头岸等处迅速向敌右侧后迂回;十师主力和七十三师一部也由戚家桥经庙岗头以南,向敌左侧后包抄过来。

  徐向前指挥红军经过两天的激战,将敌分割包围,并捣毁了敌指挥机关。敌总指挥厉式鼎见势不妙,穿上士兵服装,企图逃跑,但最后还是当了俘虏。厉式鼎见抓他的都是年纪轻轻的小红军,还不服气,要求见红军总指挥。

  战士风趣地回答:“我们总指挥忙着哩!”

  “我要见你们军长。”

  “军长也不得空呢!”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7-4-9 17:21 | 显示全部楼层
厉式鼎低头不语。他哪里晓得,此时徐向前总指挥正在指挥红军,准备最后解决苏家埠、韩摆渡守敌了。

  5月8日,困守苏家埠、韩摆渡的敌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突围无望的处境下,被迫全部投降。苏家埠守敌缴枪时,还举行了投降仪式,官兵列队迎接红军。

  历时48天的苏家埠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共歼灭敌第七、十二、四十六、五十五、五十七师和警备一、二旅等3万余人,其中俘虏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以下官兵2万余人,缴步枪1.2万余支、机枪171挺、炮43门、电台4部,击落敌机1架。这是鄂豫皖红军在徐向前指挥下取得的一次空前的伟大胜利。5月23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的贺电中说,这次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无限的兴奋,更加强了苏维埃红军对于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

  红军在苏家埠地区作战期间,敌张钫部第二十路军进驻潢川,趁隙南犯,进占双柳树、仁和集地区,修筑工事据守,并准备继续向前推进。徐向前回到商城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决定歼灭双柳树、仁和集的敌人,收复潢川、光山南部根据地。

  6月12日,徐向前先以十师出光山南部,牵制郜子举新编第十二师;另以十一师秘密打到光山以北、潢川以南的璞塔集、彭店地区,割断潢川守敌与双柳树、仁和集之敌的联系,准备打援;而以十二师进攻双柳树,以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进攻仁和集。因敌人的防御体系被我突然割裂,仅5天时间,战役即胜利结束。总计歼敌8个团和反动民团一部,毙伤俘敌近万人,缴枪七千余支,收复并进一步扩大了演、光南部根据地。

  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上旬,经过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大战役,红四方面军先后共歼国民党军6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正规部队近40个团。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尚未展开即被粉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得到了迅猛发展。根据地面积扩大到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350余万,拥有26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军发展到4.5万人,地方武装、赤卫队也发展到20万人以上。这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的极盛时期。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7-4-9 19:11 | 显示全部楼层
揭秘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往返一万里 只剩3万多人2014-06-30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强渡嘉陵江取得重大胜利,连续攻占了九座县城。前方传来捷报时,川陕边区的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部队却在“收摊子”,包括大批妇女在内的军政人员都退出了根据地,而且向西越走越远,反复经过草地、翻越一座座雪山,又在藏民区徘徊,最后又北上陕甘宁……这时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才明白,自己也在进行长征。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时一年半,路线在川康甘之间曲折反复往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西进避战,悲观张国焘放弃了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于1931年在鄂豫皖根据地组建,1932年秋在国民党军“围剿”下以主力突围向川陕边前进,在当地建立了根据地。1934年,四川军阀刘湘对川陕苏区发起为时半年多的“六路围攻”,虽最后被打退,但根据地经过此次摧残,人力物力也已极度困难,红军人数也由战前8万人减少到6万人。
    据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讲,当时开会时来的大多是老头小孩,盐也很难买到,主持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更是丧失了在当地继续斗争的信心。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同我闲谈时,曾问我:你看将来怎么办?现在根据地物力、人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动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去汉中行不行?”
    1935年初,中共红军进入贵州并准备北上四川,曾致电红四方面军希望出击配合。张国焘见中央苏区等南方根据地相继失败,对革命前途更是悲观失望。
    3月末,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经过近一个月作战歼敌12个团1万多人,占领了川北广大地区。由于控制的新区人力、物力比较丰富,红四方面军的兵力又发展到8万人。徐向前等人认为,主力应该转向川西发展,却可以留下川陕地方武装组建的红三十三军以保持原有根据地。张国焘却于4月间放弃了已开辟了两年的川陕根据地,让红四方面军主力、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全部西进,事实上从此开始了长征。
    红四方面军西进后,蒋介石嫡系部队中最精锐的第一军胡宗南部从陕南入川,联合川军展开追击。张国焘对这支从鄂豫皖根据地一直跟到川陕边的劲敌缺乏战胜的勇气,在5月间又放弃了刚刚占领的川北各县,一意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退却以避战。张国焘向部队解释西进是“迎接中央”,然而党中央并没有让他放弃川陕苏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领导人问张国焘为何丢弃根据地?回答竟是:“那里已经是一块已经拧干了的柠檬。”原来中央红军以为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就有了根据地作为落脚点,会师后才知道红四方面军也陷入了无依托的游动作战状态。
两过草地,再翻雪山,南下无功而返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三十军在政委李先念带领下进入懋功,同刚过雪山的中央红军(随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会师。当时全军振奋,兵力相加也有10万人。看到远征万里的红一方面军指战员衣衫破烂、物资缺乏,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供给了许多粮食和衣物。红一方面军因战士损失较大而保留干部较多,于是抽调一批军师领导和参谋人员到红四方面军各指挥机构任职,红四方面军也抽出三个团兵力补充了红一方面军。
    两军会师后,张国焘看到红一方面军经过长征的消耗,惧敌观念更为增长,同时也不愿服从中央。据周恩来回忆,张国焘同他见面后就问红一方面军还有多少人,周恩来说3万不到,张国焘马上脸色就变了。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开辟川陕甘根据地,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却主张向有“广大弱小民族”的藏民、羌民区发展开辟“川康新局面”。事实上,以汉族为主体的红军到人烟稀少且有隔阂的少数民族区域很难得到扩大,还会远离抗日前线,如再遭国民党军封锁山口,就会被困住。从6月间至8月初,中央一再召开会议,使张国焘勉强同意北上。此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已经封锁了松潘大道,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两路通过草地北上。
    红四方面军由于刚开始长征,指战员体力较好且物资储备较多,第一次过草地减员率较小。刚过草地后,在右路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在包座歼灭国民党一个师的主力,为中共中央打开了北进的道路。然而这时张国焘又突然反悔,要求全军南下,并拒不执行中央命令。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继续北进。红四方面军全部及随总司令部行动的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则掉头南下,再次经过草地,进入成都西北的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在这一时期,张国焘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边缘,马上遭到国民党川军主力和入川的中央军大举进攻,在百丈关一战伤亡万余人,只得西撤。经过四个月苦战,部队仍难在川康区建立新根据地。至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被迫向西转移进入藏族聚居的甘孜及附近地区,部队也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多人。在藏民区,红军实行了民族平等政策,争取到广大藏族同胞的支持,在甘孜地区还建立起“博巴政府”。不过当地粮食和牲畜非常有限,几万部队居住的时间一长,生活便陷入困窘,必须另寻出路。
    中央北上的胜利和南下的失败,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广大指战员。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要求北上,张国焘在碰壁后也被迫取消其另立的中央,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改任中共西北局书记。7月初,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经过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以及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张国焘被迫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7月间,红四方面军同红二方面军一同离开甘孜地区北上。
三过草地最艰苦,会宁会师获赠新装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因当地人烟稀少且多属少数民族,筹粮更为困难。红军指战员凭着坚强意志,并总结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通过了泥沼密布、气候变化无常的数百里茫茫草地,进入了甘肃南部。此时张国焘又表现动摇,不愿同中央会合,提出向黄河以西前进。这时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反对“天天向太阳落下的西边走”,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也要求北进,张国焘彻底陷入孤立,只得同意众人的意见。
    1936年10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到达甘肃会宁,同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会师,从而结束了长征。两军会合时,指战员们回想起一年多来的曲折经历,激动万分。中共中央在会师前通过东征和国际援助,已经筹得了一笔经费,在甘肃当地买下了供7万人穿着的冬衣,历经磨难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都穿上了新棉衣,感受到根据地的温暖。
    红四方面军从嘉陵江边出发到会宁,地图上直线距离不到1000华里,可这一长征却用了一年半时间,反复迂回往返行程超过1万华里。虽然红四方面军走的里程少于红一、红二方面军,艰苦程度却不逊色,仅过草地这种最艰苦的行程就走了三次。到达陕甘宁后,红四方面军还有3万多人,虽然在后来的西路军中有很大损失,仍是红军中保留长征骨干最多的部队,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又成为一支劲旅。
    点评
    军队忠诚业绩永存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经曲折,是因为受到张国焘退却逃跑主义的错误干扰。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自1931年到达鄂豫皖后,广大干部出于对党的信赖,才服从了他的领导。然而长征途中的事实证明,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才能给红军带来出路,最终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也都站到了中央的立场上来。
    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张国焘,中共中央进行斗争的同时仍进行了争取,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员,在陕甘宁边区内安排担任政府副主席。但此人最终不可救药,于1938年投靠国民党到军统局当了特务。不过他叛逃时连警卫员都带不走,此后向红四方面军的旧部进行招降几乎毫无响应,特务头子戴笠也骂张国焘实在无用。事实证明了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他们在长征中的业绩也永垂史册。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快来老乡圈找我吧!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免费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客服电话

0564-3333003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 8:00-17:30

客服QQ点击咨询

微信公众号

APP客户端

Copyright © 2006-2017 www.luanre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经营性ICP:皖B2-20140047号 - 皖公网安备:34150102000001号 - 电子公告服务:皖[2010]151号 - 互联网违法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5156907887

返回顶部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